且说江汉路仁寿里的房屋，跟我儿时在上海闸北住过的升顺里一样，也是“石库门”三层楼的中式出租房。仁寿里十五号，本来只住着姑妈姑丈和德明表哥，以及王凤宝，作为四口之家，不消说是很宽舒的。现在骤然增加了亲眷同乡十多位逃难者，就非常拥挤了。
住在仁寿里十五号的逃难客中，除修敬堂有关诸人外，还有另两位，一位先于我们到来，另一位是后来的，晚了我们两三个小时。
一位来自江阴，大名庄祖根，据说是王凤宝的姨外甥，大约二十一二岁罢，油头粉面，举止轻浮；虽然只比我们早到了两三天，对汉口的花花世界却已相当熟悉，开口闭口，或则“凌霄”如何，或则“新市场”怎样，津津乐道，俨然是这些游乐场所的老主顾了。庄祖根这种游手好闲的“派头”，不仅使质朴诚实的中学生德明哥大皱眉头，连我这个小学生也觉得可厌。
另一位大名丁锡荣，无锡丁巷人氏，大约也不过二十一二岁年纪，是由姑丈那位行医的二哥介绍，前来投奔的。他在镇江和我们同乘一艘怡和轮，只是互不相识罢了。他来到仁寿里十五号敲门时，我们大家已在吃晚饭了。姑丈看着他二哥字迹工整的介绍信，一面要佣人刘妈给他盛饭，一面高兴地笑道：
“好哇！小丁，先住下来再讲。年轻人希望参加抗战工作，符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工作么，等我替你想想办法看，只要不计较地位，不计较待遇，总会有办法的。──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不爱国，有几个不想参加工作的呢？就是当兵上前线，也都争先恐后哩！”说着，瞥了坐在丁锡荣对面的王凤宝的姨外甥庄祖根一眼。
丁锡荣端起饭碗，恭顺地听着，深深地点头。显而易见，他跟浮滑青年庄祖根属于不同的类型。事实上，隔不多久，丁锡荣就和我表姐夫丽清兄一道，由天池姑丈介绍，各自获得了一份工作；而庄祖根则在我所见的三年内，始终东游西荡，蹉跎光阴。
一日晚间，姑丈假座“普海春”西餐馆设宴，正式为众亲眷接风洗尘，请大家美美地品尝了一顿正宗的俄式大菜。普海春，位于江汉路东段的洋楼街区，是汉口众多西餐馆中的头一块牌子，名震遐迩。当年，普海春的老板与“黑猫舞厅”的老板吴天池很有交情，今天亲自给厨师们打过招呼，所以这一席二十余客的俄式晚宴，操办得特别地道，特别丰盛。
再说这仁寿里十五号，继我们这批亲友之后，又有若干无锡同乡前来投奔。因为天池的方针是来者不拒，致使人满为患，除去四楼的露天晒台无法居住外，连二楼和三楼的过道也摊开了地铺，人声喧哗，烟雾缭绕，那情景，简直可与“难民收容所”相媲美了。
在抗战初期，这类现象并不少见。
在武汉，有“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同胞，“七七”事变后的华北同胞，和“八一三”事变后的华东同胞。他们，或者从平汉铁路南下武汉，或者逆长江水道西上武汉，武汉成了全国逃难同胞的暂居地和中转站。
难胞们饱受流离失所之苦，饥寒交迫之苦，家破人亡之苦，更不必说在流亡迁徙过程之中，横遭敌机空袭而致死、致伤或致残的痛苦了。
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国性大流亡，大迁徙。踏遍千山万水，历尽艰难险阻，直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战败乞降为止。
在这大流亡大迁徙的大队伍中，有一支比较特殊的小队伍。他们不是一般的难民，而是紧贴着工业企业，紧贴着生产工具的小队伍。
当时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不成气候，而且主要集中在上海为主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八一三”淞沪战役之初，国民政府出于两层考虑，一是为了战时生产建设的需要，二是尽可能减少敌寇利用的机会，乃责成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统筹上海及沿海地区的工矿企业的内迁事宜。
这项措施，获得上海等地爱国资本家的拥护，并迅速付诸行动。十月间，内迁工作的中心移到了武汉。
迁来的产业包括机械、纺织、钢铁、化工、陶瓷、印刷等各行各业，到武汉后，迅速寻找场所，安装设备，投入生产，供给民用和支援前线。
1938年7月，日寇逼近我武汉外围的马当防线，武汉各厂又再次内迁。其中，华北最大的裕丰纺织厂从黄河岸边起步，将八千吨机器设备通过平汉铁路运抵汉口，再换装三百八十条木船，穿过水流湍急的长江三峡，进入四川，到达重庆，尽管在三峡沉没了大多数，但船工们仍努力配合该厂职工，历尽艰险，克服困难，打捞出九十九条木船和机件，终于到达目的地，从而在重庆小龙坎建成新的“裕丰纺织厂”，并大张旗鼓地投入生产。
裕丰是内迁工厂一个突出的例子。工厂内迁，对抗战时期后方的经济建设极为有利，加上资源委员会直接投资的百余处工厂设施，使湘、贵、川、甘等省初成工业体系，缓和了物资紧缺的危机，为坚持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