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为了能在复杂的社会中畅通无阻、左右逢源，从不在乎自己朝廷大员的身份，广泛交友，与各界人士都有着深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他以后的人生历程中被证明大大有益，为他带来了各种便利。
和珅的家奴，除了刘全是与他们兄弟从小在一起生活、关系紧密之外，其他大多是和珅发迹之后招来的家丁。这些家丁出身复杂，有不少原本就是市井流氓，跟随和珅之后，仗着和珅的权势更加胡作非为。和珅的手下大多都蛮横无礼，视律法如同儿戏，和珅需要的也正是他们的野蛮霸道。每年收获的季节，和府的家丁就带着众打手和一本本的账目到属于他的田庄中收取超出普通地租一倍有余的租税，租种土地的佃户稍有不满，他们就会大打出手，形同强盗。和珅经营的当铺、高利贷等营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了这些人才能够万无一失、日进斗金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向来有所谓的“士、农、工、商”把社会分为尊卑不同的四个等级，商人一直没有多少社会地位，即使是一个一文不名的读书人，在腰缠万贯的商人面前也丝毫不会觉得气短。古语又有“学而优则仕”，官员被认为是“士”阶层中的精英，更是不屑于与商人为伍。虽然到了乾隆朝，中国社会中的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可在官员心中传统的价值判断还是没有改变，很少有官员愿意结交商人。和珅却不管这些，他看中的是拉拢商人的好处，最直接的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到了清朝，商人，尤其是江南一带的富商有的已是富可敌国，而政府对商业的发展还是采取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加以限制，商人们十分愿意结识朝中大官，不惜用大笔钱财换得种种便利。和珅曾主管户部，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手中的职权与商人们结合在一起，顷刻间就可以化作源源不断涌入的金银，仅这一点，和珅就从他的商人朋友们那里获利良多了。另外，和珅为了既满足乾隆出巡、修建宫室等需要，又不动用国库的银两，总是号召各地官员、富商积极捐献，这时，结交商人的作用就又显示出来了。和珅一声号令，富商们就会纷纷解囊相助，为和珅在乾隆面前赢得了无数恩宠。乾隆皇帝后期第五、第六次南巡，和珅就是把出行的花费、修建行宫、疏通河道、迎驾接待等大小一应事务全部交给了江南一带的富商筹措资金，才能既不动用内务府的一分一毫银两，又让乾隆玩得心满意足，尽兴而归。有些富商也因为讨好和珅，得以入朝为官。扬州的大盐商汪如龙就是一个例子。和珅自己还经营着各种店铺，包括当时几乎所有可以赚钱的行业，这些经营也离不开各地商人的协助，单凭和珅一己之力，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维持的。
当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最有地位的还是读书人，虽然古语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读书人还是有着较高地位的，而且读书人的知识和学问一旦被用来从事不法的勾当,也会比无知的人做得更加巧妙和严密。和珅自从把学富五车的吴省钦、吴省兰兄弟收到麾下后，如虎添翼，他们兄弟为和珅出了不少奸诈的主意。吴省钦出任直隶学政、主管乡试期间，营私舞弊，按考生进献银两的数目排列名次，做得过于明目张胆，被李调元抓住了把柄，要向皇上弹劾他。李调元是乾隆朝进士，曾任考功员外郎，为人正直。他得知了乡试的内幕之后，就写了一份奏折，向皇上揭发吴省钦。孰料，奏折先落入了和珅手中，和珅也不禁有些担忧，因为吴省钦出任学政是他一手保荐的，吴省钦若是出了差错，他也逃脱不了干系。和珅急招吴省钦前来，商议对策。吴省钦想出了一条毒计要治李调元于死地。和珅见他设计得天衣无缝、万无一失，也就放下心来，叫他放手去干了。
吴省钦设下了一个圈套，抓住了京城钱库守护头目的把柄，要挟他们去偷库银，两个小头目无可奈何，只好趁夜在守库兵士的饭盒中下了蒙汗药，将他们麻醉，潜入钱库胡乱窃出了一包金银，交给吴省钦。吴省钦又派出心腹手下，将装有库银的包裹趁李调元家人不备丢入他的花园中，隐匿起来。这些准备都做好后，他便告知官府，说钱库被盗，有人发现李家人由钱库旁经过，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知府带兵到李调元家中查抄，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隐匿的包裹，打开一看，果然是失窃的库银。知府当即喝令手下兵丁把李调元捆绑起来押入大牢。和珅马上向乾隆上奏这件事，要求对李调元处以大辟之刑，置他于死地。乾隆素闻李调元才华盖世，有心袒护于他，免去他的死罪，改判为流放伊犁。可叹堂堂才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陷害，落得家破人亡。这件事，由吴省钦一手策划、安排，并指使了一批“鸡鸣狗盗”之徒才得以成功，和珅没有费一点心神，就除掉了敢于同自己作对的人，而且是如此干净利落，可见和珅的广泛交友为他带来的便利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