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对人内外亲疏有别。哪些人是自己人，哪些人是对手，哪些人对自己有利，哪些人是自己前进的障碍，这方面他有特别灵敏的嗅觉。而且无论他表面如何掩饰，如何表现出“一碗水端平”，他在处理问题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偏袒自己人。
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如火如荼，在湖北、四川、陕西一带迅速蔓延。和珅看到了战争给他带来的机遇，他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想趁时局不稳，在混战和乱世中壮大自己的权势，扩大自己的家业，大发战争国难财。
和珅身为军机大臣、内阁首辅，是乾隆信任不二，视为心腹的宠臣。面对众多的军国大事，乾隆皇帝已力不从心，又不想将权力移交给嗣皇帝，只好交由和珅处理。和珅凭借手中的军事大权，欺上瞒下，竭力捞取钱财，任用亲信。他不断向太上皇乾隆推荐自己的人出任各地镇压起义军的将领。
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军费开支，就连历年以来的积蓄也不得他用。有时，各地粮饷征调困难，直接从皇帝的费用中借用，由内务府进行调拨。因此，军中的官职皆成了肥缺。
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和珅的亲信如蝇逐臭般纷纷来到前线，奔赴军营。他们利用多报兵额、冒领军饷、虚报战功邀赏、克扣兵饷等方式，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甚至在军营中征募歌妓，自养戏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根本不把军务放在眼里，而是纵兵养寇，冒功邀赏、营私肥己。那些平日穷乏的官员，如侍卫、章京等担任清苦差事的人，一旦得到和珅的任用，前往军营，不出数月，家私顿时丰饶富裕。他们借口祭祖拜宗，托词请假回京，将在军营所蓄资产，运回家乡购买土地，营造房屋，甚至开当铺，出租房屋土地，收取租费。
这些自军营回京的将领，自然少不了要孝敬一番他们的主子和珅。
和珅知道，要想把这种局面维持下去，必须垄断当时的军事情报，完全控制前线的动向，紧紧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以此来操纵朝政，挟制皇帝。
乾隆此时已年近九十岁，白莲教起义使他惶惶不可终日，每日忧心忡忡，心情浮躁，神经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再经不住更大的刺激。和珅对此十分清楚，他把前线连打败仗的消息封锁起来，一概不提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免得太上皇经受不起，出现了三长两短，自己就失去了后台和靠山。
有时乾隆问起前线的战况，和珅总是报喜不报忧。只把军事战报上的战绩报告给太上皇。而这位曾经所向披靡的十全老人，陶醉在辉煌战绩的喜悦中，对和珅的奏报也不作过多的考虑，都信以为真。
和珅并不把军务当成头等大事来抓，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战事发财。他所选派的领兵大臣，多半不知兵事，胆小如鼠。
在和珅倒台后，嘉庆在谕中曾指出：“剿办川楚教匪，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意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前奉皇考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事件，伊竟将部务一人把持。”这一点连和珅也不得不承认。另外，嘉庆帝曾指出：“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州县之所以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黩，无非交结和珅；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
和珅与乾隆、嘉庆二帝一样，对白莲教大起义一开始认识不足，把农民军看做是乌合之众，以为只要多调动军队，过不了多久就会像往常一样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军事进展十分不利，一直到他被捕入狱，农民起义仍未被镇压下去。当然，战事时间拉得越长，和珅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因为只要不间断地调兵遣将，他得到的“贡献”也就会源源而来。又因为他掌握着国库，开支越大他越得心应手地运用“掩饰虚捏之技”，中饱私囊。嘉庆帝曾说：“从前带兵大员，皆以和珅为可恃，只图迎合钻营，并不以军事为主，虚报功绩，坐冒空粮，其弊不一而足。”“弄权舞弊，而贪要无厌，蠹国肥家。”这话一点不假，军营中许多统兵大员均“捏词虚报，并不亲身督办，仅派镇将等堵剿，率照所禀奏报塞责。伊等拥兵自卫，安心度岁，甚至饮酒宴乐，置军事于不问。”“兵力不敷之故，皆由伊等平日漫不经心，并未认真查核。以致镇将等坐冒空粮，即乡勇亦恐有名无实，不过为滥销军需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