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历史世界的沈从文
——从人性的光辉出发
经过了几十年的沉寂，文学家的沈从文，重现光芒，再为世人所认识。
吊诡的是，自解放后直到一九八○年整整的三十年间，沈先生虽然退隐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他的声名仍然以文学而让世人怀念。二十多年前，我先是从文物历史学家认识了沈从文，再从文学家去认识沈从文，然后是全面地认识沈从文。沈先生下半生在文物历史研究中，创获饶多，成绩卓越。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该方面学术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传世之作。他的文物历史研究的成果，一如他的文学创作，透现了他独特的生命哲学和思想。
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物历史的研究，沈先生都有未完成的大作。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文化成果的存殁去衡量，不无遗憾。但是，他留下的文学创作和文物历史研究，已充分贯穿着他对于人的生命、人类的人文化成的终极关怀和了悟，只要我们对之有足够的认识和理解，相信沈先生也不会有太大的遗憾。这就是他生前自题墓碑“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遗愿。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沈从文先生离弃文学创作，一头栽进历史文物的研究中。对沈从文先生这种人生的重大抉择，最普遍、最合理也最被认同的理由，是时移世易，是出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扞格的无奈。这无疑是事实。但是，对沈先生的转变，只停留在这种程度的认识，是不足够的，不圆满的，也有碍对沈先生人生思想的整体认识。
沈先生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改换，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曾留下了若干夫子自道的文字。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次自我检讨中，他说：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的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之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着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十二年后文化大革命早已结束的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访问美国，在圣约翰大学演讲中说道：“我才学习了二十年，社会起了绝大的变化，我原来的工作不易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转了业，这就是近三十年来，我另换了职业的原因。”对此，他更作了详细的说明：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机会接触过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一九八一年沈先生在湖南省博物馆的演讲《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中也曾说道：“我的思想比较落后，也许是严重的落后吧！所以到了解放以后我就离开了写作，又不能作空头作家呀！因为没有生活，思想又比较保守，一下子适应不来了，就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见王亚蓉编《从文口述——晚年的沈从文》，香港商务印书馆二○○二年）落后不落后，是一种价值观，在解放后的新意识形态和新价值观下，沈先生不能不受影响，不受冲击，也不能不在此基点上评估自己。以上所征引沈先生的夫子自道的说话，从一九六八年到八十年代，虽遣词用语的轻重、婉直、详略，容有分别，基调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