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依本心感受的表白。既不隐蒙时世易转后的不适应，不愿做没有自己切实内心感受的“空头作家”，也透露了自己文字志趣的别有怀抱。我认为对沈先生的转变，不必深文周纳。同样的另一个例子是梁漱溟，他当年触怒毛泽东，毛逝后而梁复出，已没有太大顾忌。梁氏回忆评说此故实时，说：“当时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梁氏年轻时考不进北京大学，后却由当时校长蔡元培聘任为教授。此中过程，梁氏说来也很平实，了无自矜和夸饰，无世人多少期待的传奇！慷慨激昂，抗命以争，坚守己见，固是勇者。能人不知而不隐，不随世情潮流而俯仰，如实道来，坚持定见，无所夸饰，更需要大智勇。所谓轻富贵易，轻没世之名难。由此观之，可称为大智勇人物，梁、沈庶几近矣。
沈先生离开文学创作，离开文学教育，改朝换代后的政治社会的转变是关键。他的抉择夹杂了恪于形势而主动争取的两层因素。对此，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先生对此有相当合情理的分析。沈先生晚年的另一亲近弟子王亚蓉女士说过“只感觉先生的过去和现在是有连贯性的”，虽然王女士没有进一步解说，对她所说，我自认很了解。无论接触沈先生本人言行印象所得，或读他的着作，我也有这种强烈的感觉。
在回忆的文字中，沈先生屡屡强调他转行前，对历史和文物不认识，没有根柢。这半是事实半是谦辞。从专家的标准，当时的沈先生还不足以当之。不过，在全面转入历史文物研究之前，沈先生对文物艺术已具浓厚的兴趣，且有相当的造诣。青少年时期，他“已从那些本地乡绅学会了刻图章，写草书”。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间，沈从文在保靖任“湘西王”陈渠珍的书记，接触到大量中国古代文献古籍、明清绘画及铜器，为他的文物历史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知识基础固然重要，善用心思，上手总比人事半功倍。最重要的，这段接触文物艺术的因缘，让惯于逃学、生命浪荡无所依托的他，心灵突然开窍，文化的灵光闪耀。在回忆他在湘西任书记时，他就强调了“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到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沈先生出生的湘西凤凰，虽地处边鄙，却具相当人文环境，对润育日后的沈从文是有帮助的。距沈先生在湘西生活时已八十年的今天，凤凰依旧残留的文化遗存，尚可让我们感受了和想象到当年文风仿佛。至今居民住宅上的新年对联，一点不像中国其他地方的俗气，而是风雅可人。再加上苗、土家诸民族色彩斑斓的衣饰等生活工艺，也是沈先生艺术兴味自然而然的源头。在几十年后写给他大哥的书信中，他甚至说：“你想多奇怪，我忽然会搞丝绸！其实很多名目还是从小在家跟母亲记下的，现在却有用。”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沈先生转行前，已写过一些谈书法、木刻、美术、演剧以至文物保护的文章。他的《读展子虔〈游春图〉》就写于该时期。
解放前住在北京，课余他最喜欢流连琉璃厂。这种兴趣用他的话说，“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一条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几百个古董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三千年间一个文化博物馆……可说是近三十年我转进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的基础。”（《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沈先生就曾生动地向我讲述过琉璃厂古董买卖的习惯和趣事，讲起来仍是很动情和兴趣盎然。也就是那回聊天中，启发我向沈老建议，请他写《北京六十年》，而且与他多次探讨过如何落实这项建议。可惜终未成事。直到现在，我相信如真能写成，毫无疑问，是他的另一传世之作。
对于历史和考古，沈先生非科班出身，属半途出家。早年学术界确有意无意地忽略，但是他的文物历史的研究成绩彰彰在目，成就斐然。还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观念、方法、课题都能发人之未发，不拘绳墨，另出机杼，别具创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