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白与杜甫走的道路正相反，他或仗剑游侠，或修道归隐，两种反常行为再加上本人优越的才智，这些为他积聚了极高的名望，后由玉真公主推荐，唐玄宗下旨征召。入朝后备受优待，连唐玄宗都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唐·李阳冰《草堂集序》，见中华书局《李太白全集》。 安排他做翰林待诏，可见名望与出仕的关系。
隐居与出名挂了钩，此时已经不是为归隐而归隐了，而是隐居成了曲线做官之道。隐居之地也不是安谧的、荒野的江湖了。唐代最被看好的隐居地点是距长安数十里远的终南山，这是最易为庙堂所知的地方，人称终南捷径。
最高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求贤若渴，对于名声大、清望高的隐士要下诏敦请，有的还要一请、二请、三请的，韩愈就有诗讽刺李渤说：“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寄卢仝》，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这位李渤要价很高，朝廷两次以谏官（品级虽不高，但清望很高，被人尊敬，而且极易入相）征召，他都不肯出山。隐士越是不出，名声越大，于是朝廷召以更大的官。
当隐士、隐居有了现实好处的时候，它的道德形象也被摧毁了。隐居也成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吃饭之道，于是当隐士就成了一块招牌。成了招牌自然也就有了“啃招牌边”的了。因此，鲁迅说：“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自述他悲惨的遭遇：‘谋官谋隐两无成’此句应作”谋身谋隐两无成“，全诗为：谋身谋隐两无成，计拙深惭负耦耕。渐老可堪怀故国，多愁翻觉厌浮生。言诗幸遇名公许，守朴甘遭俗者轻。今日况闻搜草泽，独悲憔悴卧生平。（《寄韩侍郎》） 体味诗意”谋身“也即个人发展，也即是”谋官“。，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鲁迅全集》第六册《隐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这种打穿后壁之言更进一步降低了隐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官要谋，“隐”也要谋，这个“谋”就是现在的“跑官”的“跑”。跑自然就离不开城镇山川，奔走江湖，于是“江湖”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不只有隐居之所这一层含义，也用以指通向做官的艰苦之路。这条路既有自然江湖风波艰险，也包含通往仕途之路运作的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