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士人行走的江湖
作为士人隐居之所的江湖，如果经营得好，是舒适而惬意的，可是士人为了寻求出路，甚至是为了谋求生活资料，奔走于江湖时，他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中唐以后，庶族出身的文士逐渐活跃于官场，科举制度也使一些出身贫寒的士人走上了政治舞台。这些人对于隐居江湖就不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洒脱，说走就走。他们比较多的考虑吃饭问题。虽然归隐还是文人士大夫的口头禅，用以赞美别人，或拿来抬高自己，但家中没有那点”薄产“，外无依靠，内里必然缺少底气，不敢轻易付诸实施，因为做官的收入可能是他重要的经济来源。士人对官场、官僚体系的依附加强了，他们对归隐江湖的向往自然相对减轻了。
唐代虽然确立了科举考试制度，士人可以通过科考出仕做官，但每年才录取一二十人，数量很少。另外，科举考中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身份，要真正出仕，还要通过复杂的吏部考试，许多士人等不及。当时出仕门路很多，例如州府、边远的地方长吏（特别是统揽军政大权的节度使）都可以开幕府，自己延聘士人进入幕府，协助工作，慢慢升迁（杜甫有诗云，”十年出幕府，自可持军麾“），这是一条路。另外皇帝也常常直接拔擢才智之士到朝廷来做官，在一些特别时刻，如重大喜庆或灾难，皇帝会有向野”求贤“的举动。但不管直接受皇帝征召还是应地方大吏之聘，其先决条件是要有名。怎么才能有名？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与众不同。大多士人都在孜孜以求奔走仕途，突然有个人出来四处张扬说：“我厌倦了，归隐江湖（或山林）了。”必然为大家瞩目。“江湖”成了引人注目的一块招牌。然而“隐”得又不能太远，如果钻到深山老林或邈远江湖，人们可能惊奇于一时，很快就会把你忘了。在离“朝市”不太远的山林或江湖隐一段时间，这样就有了隐士美名。皇帝征召、大官延聘时会优先想到这些人。这样的隐居不是为了“逃官”，而是为了做官，而且比正常途径要快得多。这种“江湖”实际上成为“跑官”的一条路径。
杜甫在长安住了十来年，考试、献赋（向朝廷直接表白自己的文学才能）、奔走豪门都做过，受尽屈辱，最后仅得到一个看守器杖的九品小官。他总结这段生活的辛酸写道：
骑驴十三载，行歌非隐沦。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工部集·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见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