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致命的多情，一边是致命的夺情，两边夹攻之下，载沣的立宪动作启动了：
之一：下旨，谕旨由军机大臣署名，仿照立宪国总理负责制。
之二：下旨，宣示决行立宪。成立资政院，并各省成立咨议局，各省城及通商口岸成立审判厅。
之三：开缺一个奏阻宪政的陕甘总督升允和一个玩误宪政筹备的甘肃布政使毛庆蕃。
之四：由自家人总揽所有军权：编禁卫军，由摄政王载沣亲统，由载沣七弟载涛等人专司训练大臣；派肃亲王善耆、振国公载泽、自己的六弟载洵等人筹备海军，载洵做海军大臣；设立军咨府（相当于日本的参谋部），以载涛为军咨大臣（相当于参谋总长）。
一家三兄弟，一个摄政王兼摄大元帅亲统禁卫军；一个海军总长，一个参谋总长。别怪他们，这应该是正常而明智的选择：一则，这是德国那边教的，军权要握在自己手中；二则，中国的历史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三则，袁世凯之后中国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就是军权不专的后果！
与此同时，梁启超挥动自己的笔杆子，给政府立宪出谋划策。同时，立宪党人的线下活动一浪高过一浪，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全国大请愿，请政府早开国会，早立责任政府，从速立宪。请愿的结果，政府下诏缩短了立宪筹备期，准备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国会召开前，先厘订官制，设立内阁。宣统三年（1911年），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名单如下：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度支大臣镇国公载泽；学部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法部大臣绍昌；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
立宪党人一看名单，傻眼，皇家明摆着是逗你玩嘛，十三位国务大臣，汉四满八蒙一。满八中，皇族又占了五个，这分明是皇族内阁嘛。于是立宪党人又开始鼓噪了：皇族内阁不符君主立宪国公例，要另组内阁云云。可惜历史老人的耐心已到了尽头，武昌起义要爆发了，爱新觉罗家就要谢幕了……老太后泉下有知，不知如何评论她们家的这三次改革？
改来改去，改没了。原因何在哉？
改革诚意不够？是的。清政府何时有过诚意？
改革内容有限？是的。用杨小凯先生的术语概括：后发劣势。放着现成的经验你不学，放着现成的阳光大道你不走，不没了才怪呢！
改革时机有误？是的。常言说：不见棺材不落泪，可晚清的统治者见了棺材还不落泪，因为他们的智商决定了他们不知道棺材是啥样，棺材来了也看不到！
人多民傻？是的。既缺少理性精神（那时的中国人要么麻木，要么激情，麻木起来像死人，激情起来失心疯），还缺少妥协意识（西方哲人言，妥协是政治的灵魂，问题是中国人失魂久矣），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跟饿死鬼转世似的，具有强烈的饥饿后遗症，妄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一步登天。否则梁启超也用不着“全国皆我敌”，“挑战四万万群盲”了。更要命的是，挑战的结果，不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导向，不是精英文化在人民大众中的普及与提高，而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导向，人民大众对精英人物的糟蹋。具体到梁启超头上，至如今还被群盲的口水所淹没，何时能爬到岸上，鬼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