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一些史学者，对这种暗杀挺支持的，他们的立论在于，晚清政府的立宪是骗局，伪立宪，所以需要革命党人拿炸弹轰醒国人，免得被骗。问题是，老太后启动的晚清宪政固然不够彻底，但是要把它说成是骗局，也太情绪化与简单化了。
而对于革命党来讲，也不是没有私心，比如汪精卫，早就散布一种担心：如果立宪取得成功，那么革命党夺取权力的希望就要落空，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破坏立宪。一句话，革命党更怕政府真立宪，真立宪能忽悠大帮士民不说，这革命的神圣性、必要性、合法性就更不好扯了。
挨上蛋的是徐世昌与绍英。
太后闻听之下，“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立宪派本来同情革命党，这下也骂上了：出洋考察，事关中国前途，“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
革命党才不管呢——革命本就要流血牺牲的。
不过徐世昌与绍英没死，最终死的却是吴樾本人，他怀揣炸弹冒充皂隶混上了五大臣专列，可是机车与车厢挂钩时的震动，竟把他的炸弹给引爆了，自己先当了烈士。而对大清来讲，炸伤几个大臣也得继续宪政啊，于是改派尚其亨和李盛铎替补，并下令设立考察政治馆专理出洋考察事宜，以示重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年底，五大臣分两批出发了。接受上次教训，一是分两起出发，二是不坐专车、属员人等一律免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夏天，历时半年、周游十四个国家的五大臣考察归来，汇报说外国的月亮确实圆。
别说英法美德等大国了，就是比利时、荷兰、日本等小不点国家，也比咱圆啊！戴鸿慈与端方总结说：外国没咱地多，没咱人多，但是比咱富强得多，什么原因呢？“非论者之言所能尽也”。但是，根据我们“悉心观察”，国之富强，不在外交水平，而在内政。而内政水平，不必问他，“但问其政体之为何而可以判之矣”。一句话，制度决定一切。
五大臣的结论很好，但是国内还有大量的爱国贼啊。他们说，“立宪利汉不利满”，“有百害而无一利”，若果真实行了，“行将不利君，不利国，不利官，而民气日嚣”。一句话，立宪只利人民，而利人民的事儿，咱是不能干的，咱们都是官嘛。你别说，这些言论一出台，还真能影响官心，都是既得利益者嘛，于是原先一些赞同立宪的官员也改变了风向，又不赞成了。
出国前就“极愿归国有所建白”的五大臣之一载泽一看风向变了，愤怒，遂单独上了一个密折。别小看载泽，他是光绪皇帝的姐夫、太后的大侄女婿，方家园桂爷家的那大妞，嫁的就是他。他在密折中说，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具体说来，至少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当然了，虽然有利，也不能立得那么快，要慢些来，稳定第一嘛。他给太后出的主意是：“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
太后对立宪并无成见，她的基本原则本是：“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可薙，四曰典礼不可废”。现在又听说立宪还可以预备，挺好的，遂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1906年9月1日）颁发《宣示预备立宪谕》，表明政府预备立宪了，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因此“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