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的战略选择的最后完成者是以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英群体，但是这种选择的倾向，在前辈精英群体中已经颇为明显。从魏源、郭嵩焘到郑观应、王韬，再到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都进行过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他们对比研究的重点，不约而同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予以批判，对西方文化的优点予以展示和赞扬。他们的文化研究及其褒贬倾向，构成了五四精英群体完成文化战略选择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法性的基础。
当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文化精英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都比陈独秀、胡适他们的态度复杂得多。他们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肯定程度，一般都超过五四精英群体。但是，在思维模式和行文模式上，有一点是他们共同秉持的，那就是不遗余力地陈述西方文化的优势，不遗余力地罗列中国文化的陈腐过时。几乎所有的对比研究，都将中西文化置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予以一褒一贬的描述和判断。单是其基本句式就构成一种沉甸甸的传统，让一代代学人不知不觉就融化其中。兹以康有为《与洪给事右臣论中西异学书》为例，这篇写于1888年的文章，仅仅1500字，可是将中西历史和文化对举之处多达6处。就此文而言，这种将中西文化置于对峙状态然后予以讨论，比较优劣，权衡利弊，预言胜败福祸，是其基本思路。而此等基本思路不限于此文，那一时代急于挽救民族危亡的知识分子，大致都是此种思路。
夫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一曰势，一曰俗。二者既异，不能复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也。何谓异势？中国自三代以来，为一统之国，地既广邈，君亦日尊。以一君核万里之地……泰西自罗马之后，散为列国，争雄竞长……（康有为：《与洪给事右臣论中西异学书》，见《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
中国义理，先立三纲，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积之久而君与男子纵欲无厌，故君尊有其国，男兼数女。泰西则异是，君既多则师道大行而教皇统焉，故其纪元用师不用君也。君既卑，于是君民有平等之俗，女既少，则女亦不贱。于是与男同业而无有别之义。（康有为： 《与洪给事右臣论中西异学书》，见《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
夫中国之教，所谓亲亲而尚仁，故如鲁之秉礼而日弱。泰西之教，所谓尊贤而尚功，故如齐之功利而能强。”同上书，第48页）
中国以一君而统万里，虑难统之也，于是繁其文法以制之。……泰西则不然，政事皆出于议院，选民之秀者与议，以为不可则变之，一切与民共之。（同上）
康有为对于中西历史和文化的看法，尚属沉稳，并非“全盘西化”之辈。该文本另外两条未予引述的中西对比内容，一条是强调西方虽然文明开化，然而比起中国上古三代，尚显不及；另一条是就当时流行的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为中国人辩护。尽管如此，这篇讨论“中西异学”的“比较学”论文，不但对西方文化的诸般特点予以理解，而且就其历史起源及其合理性进行了阐释，充分肯定它作为他山之石，堪可用于改造中国文化、改变中国现实的资源价值。这后一种倾向，是那几代中国精英群体的共同倾向，对后代学人的思想影响至巨。在五四精英群体那里，这种倾向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展，最后形成了“全盘西化”的文化选择。
梁启超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也是在尖锐对立的思维框架和鲜明的褒贬态度中展开的。试看《中国积弱溯源论》中的几个句式：
西人以国为君与民所共有之国，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焉。中国不然，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安所往而不败也。（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见《梁启超全集》（四），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西国之民，有被压制于政府者，必群集抗论之抵拒之，务底于平而后已。政府之压制且然，外族压制更无论矣。若中国则何有焉，忍气吞声，视为固然，曰惟奴性之故。（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见《梁启超全集》（四），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页）
西国之民，无一人能凌人者，意无一人被凌于人者；中国则不然，非凌人之人，即被凌于人之人，而被凌于人之人，旋即可以为凌人之人。（同上书，第415页）
严复也不例外。试看他的两段文字：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 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严复：《论世变之亟》，见《严复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慆慢。又况以利禄声华为准的，苟务悦人，何须理实，于是慆慢之余，又加之以险躁，此与武侯学以成才之说，奚啻背道而驰。……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文选》，第71页）
在这种尖锐对立的比较中，其褒贬态度十分明确。这种讨论实际上就是一种选择，也是对于民族的一种循循善诱的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