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陈独秀写作《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批评康有为时，首先无限感慨地回顾了自己这一代学子从康有为那一代硕儒那里所得到的巨大恩惠。他说：“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同认。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见《独秀文存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这段话表明了五四这一代精英群体与康有为那一代精英群体的师承关系，陈独秀他们所拥有的世界知识，看待世界的眼光，理解世界的模式，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无不受惠于康有为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将中西文化对立起来，以及一褒一贬的态度，自然也为陈独秀们所继承。更有甚者，由于自康梁变法以来，历史的发展极为曲折，除旧布新极为缓慢，知识分子的绝望意识越来越严重，其表现出来的态度就难免越来越峻急。所以，他们对顽固保守派据以打击革新派的中国传统文化，否定得越来越彻底，对于可以用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黑暗现实并借以向顽固保守派展开进攻的西方文化，越来越义无反顾地归依之、据守之。
这种彻底反传统态度的形成，胡适曾经这样介绍其现实背景：“三十多年的民族自救运动，没有一次不是前进的新势力和反动势力同时出现，彼此互相打消，已得的进步往往还不够反动势力的破坏，所得虽不少而未能抵偿所失之多。”（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见《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30页）为了所得不至于被完全抵消，“前进的新势力”只有选择最峻急、最彻底的方案，以图克服“反动势力”的破坏，达到改革和前进的效率。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峻急、决绝的心态。
如果我们不了解五四精英群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就难于理解他们那种不留余地的决绝选择，和那种没有讨论余地的斩钉截铁的言说方式。一旦我们了解了他们的具体境遇，我们对于他们的思想主张、文化选择、叙述策略等等，或许都可以认可其历史合理性。
在理解其历史合理性的前提下再提出分析和批评，就不是武断的否定，而是一种心心相印的对话，甚至是一种相互倾诉、相互抚慰的交流。
为了应对国内保守派的顽固守旧，他们首先明确抛弃了前辈精英人物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种主张企图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分解为若干不同的部分，然后将各自不同的部分有所选择地组装在一起，形成某种资源配置方案，然后用这种经过配置的中西混杂的文化资源，指导中华民族的前途。只是他们预先规定了一条原则，以中国文化的某些部分为“体”，为骨架，以西方文化的某些部分为“用”，为血肉。
1934年，胡适发表了《信心与反省》一文，较为彻底地批评中国的固有文化，此文引起子固先生的批评，胡适马上写了《再论信心与反省》，说子固先生主张“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还只是张之洞一辈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见《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42页）对于洋务派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胡适是满肚子不屑。
在更早的时候，鲁迅就已经表示了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坚决否定。1919年，他针对社会上的守旧势力批评说：“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一言以蔽之： 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 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八》，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
他们之所以如此坚决地跟前辈精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战略思想决裂，是因为他们另有主张。他们的文化选择十分彻底，是他们的前辈所不可想象的，甚至也可能是西方的文化人所不可想象的。
他们的文化选择究竟如何彻底呢？还是让他们自己的言论来显示他们的态度吧。
新文化运动的总指挥陈独秀的言论，旗帜最为鲜明，也最有代表性。他把究竟是不是敢于义无反顾地选择西方的道路和精神文化，提到了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予以讨论。他说：“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我敢说： 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见《独秀文存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当年光绪皇帝决定举行变法维新运动时，首先就是下“国是”诏，表明这是一个事关国家兴衰存亡的战略大计。现在，陈独秀把能不能选择西方文化作为我们的目标和资源，也看作是同样重要的战略大计。
实际上这不是孤立的文化选择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之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我们十分熟悉后来的毛泽东时代经常出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等词语，所指的就是模式选择、制度选择、路径选择等问题。其实这样的词语在陈独秀时代就已经反复出现。例如：“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陈独秀：《克林德碑》，见《独秀文存选》，第105页）这里用反问的方式提供了十分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那一代人的文化选择。
这种选择在下面一段话中表述得更为简洁明了。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新青年宪罪案之答辩书》，见《独秀文存选》，第107页）这里用列举的方式提请读者选择，似乎在中西文化之间还有权衡、商量的余地。但是，我们知道，德先生、赛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供奉的大菩萨，这两尊大菩萨没有怀疑的余地，所以所需扬弃、否定者，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