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遭受将近百年的失败、屈辱之后出现的一次战略思想运动。这个思想运动的主要倾向，就是主张全面地、无保留地向西方文化学习。
五四启蒙运动当然具有中国社会内部自生的成分，但是其应对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色彩也同样浓重。即使是内生的文化运动，也常常会借助外部文化资源作为推进运动的动力和滋养，当年欧洲社会出现启蒙运动时，古老的中国文化曾经是他们借以批判欧洲社会和文化的有力武器。当陈独秀他们发动思想启蒙运动的时候，借助欧洲的文化资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
然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他们借助欧洲文化资源的方式却不同寻常。当年欧洲的启蒙者运用中国的文化资源时，完全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不失主体性的、不伤自尊心的借鉴，颇如魏晋期间中国引进印度佛学和佛教，平和而又从容。在陈独秀、胡适、鲁迅的各种论述中，欧洲文化或曰西方文化都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尖锐对立的矛盾体而存在的，较少平和与从容。这种二元对峙的理解模式很可能跟殖民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利益上与中国处于敌对、矛盾的状态密切相关。西方势力一直作为征服者、屠杀者、掠夺者出现在中国人的对立面，当国人仔细打量这个在征服、屠杀、掠夺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侵略实体背后的文化奥秘时，很容易形成“我们的文化”、“他们的文化”这样的对峙性概念。
事实上，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掠夺、控制的深化，西方列强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他者”、“敌方”。与此相应，中西文化、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始终无法摆脱“他者”、“敌方”的现实背景。
随着几十年研究成果的积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视野的扩大，他们尽量超越敌对心态，越来越真诚地用“现代性”眼光理解西方文化，认可其中的自由思想、民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结构乃至文化习俗，都要优于中国文化以及其他东方文化。
这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模式又很自然地被一种强大的话语结构及其权力所吞没。这种话语结构认为，西方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先进、文明的文化，代表了全人类的前进方向，西方文化向全世界的扩张，乃是给全世界送来自由、民主、科学、人权以及上帝之爱的伟大壮举。在这个文明征服野蛮、自由征服专制、先进征服落后、进步征服停滞、科学征服迷信、慈爱征服残忍的世界性运动中，所有的东方社会只有自觉地承受痛苦，接受文明的洗礼，才有可能谋求人民的福祉和民族的新生。文明/野蛮、自由/专制、先进/落后、进步/停滞、科学/迷信、慈爱/残忍……由西方殖民势力建构的这一套权威话语，本身就是充满二元对立意味的。
很多被殖民者的枪炮轰击得奄奄一息的族群，不得不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企图通过无保留地学习“他者”的文化，谋求自我的振兴与升华。从此以后，辽阔的东方世界开始了一场用文明改造野蛮、用自由改造专制、用先进改造落后、用进步改造停滞、用科学改造迷信、用慈爱改造残忍的“现代化运动”，所有这些改造，都归结为用“他者”改造“自我”。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场声势浩大的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五四精英对于中西文化这种二元对峙的理解模式，几乎必然地形成要么“我们的文化”、要么“他们的文化”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模式。
这种在世界大趋势规范下的选择，其实主动性十分有限。但在选择者自己看来，完全是一种主动的、能动的、具有战略气魄和操作策略的选择。
这种选择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构成了巨大影响。汉儒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学说，选择了儒家作为自己的信仰和官方意识形态，由此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独尊儒术的政治传统和学术传统，其他各家学说难免受到歧视和排斥。虽然历代君相在政治操作上无不以法家思想和谋术为宗，但是法家一直只能暗中使用而不能取得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五四精英群体仰承前辈精英群体的探索成果，毅然完成了对于西方文化的战略选择，这就意味着在当时视野中世界其他各种文化（比如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都必须受到排斥、歧视和批判。当他们做出“全盘西化”的文化选择时，意味着他们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所有非西方文化的遗弃，不打算将他们当作自己的文化资源予以开发和学习。他们不选择印度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当然不足为奇，但是他们要遗弃中国传统文化却是一件大事。因为传统文化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主要财富，它是“我们的文化”，而且理所当然地是我们的主流文化，本来这是无需选择的因而也没有理由遗弃的。当精英群体为了引导民族新的前途，不得不选择西方文化从而遗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时，他们必须拿出十足的理由，才能说服自己，才能说服这个民族。
他们拿出理由的方式，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文化批判，他们说服民族的过程，就是通过中西文化对比，将西方文化的优势展示给国人。五四精英群体选择西方文化作为我们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伟大战略，就是在所谓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批判中，不知不觉完成的，不知不觉让民族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