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
第一章 国民性批判与“卖矛诱导”体系
国民性批判中的双重权力关系
国民性批判自古有之。
殷商征服夏人之后，将他们认为代表荒唐的笑话“杞人忧天”之类戴在杞人（夏王朝遗民）头上；周人征服殷商之后，将他们认为代表愚蠢、奸诈的“守株待兔”、“朝三暮四”等故事戴在宋人（殷商遗民）头上，以便从人格尊严和文化尊严上将他们进一步摧毁。
楚国是南蛮国家，中原的王侯公卿就将“刻舟求剑”、“画蛇添足”、“自相矛盾”、“叶公好龙”等等一系列荒诞故事戴在他们头上，嘲笑他们的弱智、愚昧，以此建立自己的正统感、优越感和高贵感。
这可以说就是国民性批判的萌芽。
秦汉以后历代士大夫张口就说“愚民”、“刁民”、“蛮民”，不辞辛劳地教化之、启蒙之，乃是这种文化战略和心态的发展。
国人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与此相对应，国民性批判一般都是强者对弱者的卑贱化建构、歧视性描述与否定性评价。通过这种反复不断的负面言说，让弱者认清自己的弱者地位，更驯良地服务于强者即批判者的利益需求。
所以，所谓国民性批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所批判的内容是否真实，而在于必须通过这种言说建构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权力关系。被批判者如果企图通过改过自新、洗心革面摆脱那些被建构的劣根性，以便得到批判者的认可和赦免，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妄想。人类驯化牛的历史大约五千年，牛的克勤克俭、忠于职守已经完美得无可挑剔，可是牛永远摆脱不了那根皮鞭和那一声呵斥： 孬种！这就是国民性批判的核心机密。
中国国民性批判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出现在近代被殖民、被掠夺的境遇中。西欧殖民掠夺者为西欧之外所有被掠夺、被殖民地区的居民建构了大致相同的负面形象，比如说美洲人没有灵魂，不是人；印第安人不热爱生活，不热爱劳动，喜欢集体自杀；非洲人智力低下，接近动物，很可能没有灵魂。说中国人欺骗、愚昧、奴性、邪恶、保守、迷信、没有理性，等等。说穿了就是一句话： 中国人只适合像古希腊的奴隶和他们正在捕猎的非洲黑人一样为他们服役，服务于他们的利益。
西方殖民者用枪炮征服了中国，同时用这一套国民性批判话语，摧毁中国人的文化尊严，诱导中国人自觉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欧洲国家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是国家对国家、民族对民族的诬陷，是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整体性歧视。
中国的精英群体在漫长的失败与绝望中，全面接受了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否定性评价，而且进一步将殖民者概括的“国民性”概念发展为“国民劣根性”，并进一步将殖民者为全民族打造的这道精神枷锁完整地转嫁到了底层群体的脖子上，自己则像孙悟空的元神一样，悄悄地从这枷锁中溜走了。
由此，自古以来国民性批判中的权力关系，由一重增加到两重。西方国家为了建立和巩固他们对于中国的支配权，不断地对中国实行着整体性的国民性批判；中国的精英群体为了建立和巩固他们对于中国底层群体的支配权，不断地对中国底层群体实行着国民劣根性批判。
当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时贤决意为中国选择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时，他们以西方殖民者的眼光、价值观和立场，对于他们与殖民者共同建构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诸般劣根性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大批判。随着批判话语的展开，批判的对象越来越具体，阶级构成越来越下移。
在梁启超笔下，国民性的缺陷主要是一种文化的缺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共同拥有这些缺陷。严复主张开民智，也没有将矛头对准下层，相反，他更多地期待着上层社会迅速增强文化适应能力，在工商产业方面开创新局面。到了胡适这里，国民性问题已经有了阶层区分。他首先假设了精英人物没有这些缺陷，所以他呼吁中国应该集聚一万名这样的优秀人物，再来给有问题的中国社会及底层人群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