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一百年来对于国民性批判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从命名权上来说，鲁迅也在这个领域掌握着权柄。胡适将国民性称作“罪恶”、“罪孽”，梁启超和鲁迅将国民性称作“劣根”。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劣根性”，得益于鲁迅的强调。
梁启超在讨论中国国民性的“劣根”时，主要还是从历史、文化、地理、政治等角度，对中国国民性的生成和表现，进行了较为客观的研究和描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人文学术和殖民政治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性格的一次自觉体验和体认。其褒贬的色彩不是太浓，所以“劣根”在梁启超的言说中并不是中心词。
在鲁迅的国民性研究中，“劣根”一词却是核心概念。所以，后来“国民劣根性批判”几乎可以替代“国民性批判”，这种概念重点的转移，主要是以鲁迅的思想贡献为基础的。
鲁迅集中挖掘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并用小说创作的方式，将这一切劣根性集中体现在一批小说人物身上。而他创作的人物中，最为生动的，激发了后代强烈的阐释激情的，都是地道的底层小人物。具体地说，鲁迅最后将中外人士进行国民劣根性批判时所揭示的一切劣根性，全都定格在阿Q、祥林嫂、闰土、七斤、华老栓等等这些最卑贱、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底层人物身上。
鲁迅以国民劣根性批判为主题展开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对于后鲁迅时代的知识分子理解国民劣根性、寻找进行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对象，具有十分明确的导向。
举例言之。
鲁迅所创造的承载着国民劣根性的人物形象中，最为著名的、阐释空间最大的、激发阐释激情最多的人物，无疑是阿Q。而大多数鲁迅研究者，都将阿Q看作农民群体的代表，将阿Q身上的劣根性，看作农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后鲁迅时代，国民劣根性批判的指向，越来越集中于底层人群。而鲁迅的小说创作，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奠定者。说得夸张一点，后鲁迅时代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就是对阿Q批判的普泛的、细致的展开。
底层读书人可以通过批判阿Q的国民劣根性获得精英地位，精英读书人可以通过批判阿Q的国民劣根性巩固精英地位并强化精英的优越感。
国民劣根性批判问题，始终是一个权力问题——它是确定并巩固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权力关系的一种政治方式，虽然它以文化的名义表现出来。中国精英群体在殖民者面前，接受了失败的命运之后，将这种失败的责任归结为底层社会的愚昧、迷信、保守、邪恶，迅速地给自己规定了启蒙权、领导权。他们在殖民强权面前的失败感，迅速更换为面对阿Q、祥林嫂们进行启蒙的崇高感。他们以这种方式崛起为文化英雄和这个民族的新的领导群体。
为了维持文化英雄和领导阶级的地位，他们必须一直强化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就是强化对于被领导阶级的卑贱化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文化产品本来就是从殖民国家批发来的，所以他们与殖民国家的文化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不断地通过强调殖民文化的正当性，来肯定自己批判的正当性。
从权力发展出人文学术及意识形态，又从人文学术和意识形态发展到权力，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过程。对于这个过程的理解，关系到我们对于国民性批判的历史文化意义的真切理解，甚至关系到我们对于当下中国政治选择和国际秩序的基本理解。
为了实现对这一切问题的深切理解，请允许我从一个家喻户晓的中国故事说起，这个故事就是刚刚提到的“自相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