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滋滋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不能去，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我一面为母亲信仰的坚贞所感动，一面久久惊讶于从母亲口中说出的“迷信”一词。她的信仰和她对信仰的命名反差太大了，以至于给我的震撼不是瞬间性的，而是必将持续终生。
母亲七岁那年，娘家的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她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一两年内搬家七次。她第一次拥有一间房子，是土改工作队分给她的。所以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遭到她的阳奉阴违。
即使是在这件敢于违背毛主席指示的重大事情上，母亲也无法给自己的信仰命名，而只能接受毛主席和整个精英群体出于歧视而给予的命名——迷信。
我最不能释怀的是，为什么在毛泽东和我母亲之间，就一个拜菩萨问题存在着这么大的分歧？为什么我母亲在坚决捍卫自己的信仰权利的同时，却接受了禁止她信仰的那种力量对于她的信仰的歧视性命名？
此间是不是存在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如果底层人在最为坚贞、决不妥协的信仰问题上，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被支配的命运，那么，他们的整个命运中，还有一点不被支配的成分吗？
我按照当时所能想到的宗教分类，告诉母亲说，那不是迷信，那是信佛教。你信菩萨就是信佛教，跟人家信基督教一样合情合理。我还给母亲介绍了一些相关背景，诸如佛教是古代从印度传过来的之类。
但是我的介绍跟母亲基本无关。此后我虽然没再听见过母亲将自己的信仰说为迷信，但是也从未听见她说过佛教这个词。
我当然不再劝母亲改教。对于她的迷信，我可以理解和容忍，但是并没有真正关心过。
母亲给我带来的最大震撼，出现在二十年之后。这次震撼不只是引起我心灵的涟漪，而是对我的文化立场、群体认同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重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我们村里很穷，建不起大庙，我的父母和一位族叔领头募捐，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高的土地庙。我的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上香磕头。母亲总是说，她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母亲的拜菩萨因此跟我产生了命运的关联。
母亲进入老年之后，她的信仰由于一个特殊的灾难而出现了危机。母亲募捐修庙时，她捐上了一百元。有一天二哥从小镇回到村里，看见村里捐款榜上，我的父母捐款最多。二哥就跟母亲说，那个捐款他出一半，并随手递上五十元钱。二哥是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对建庙的支持，让母亲和所有参与者都感到欣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亲的信仰危机。小庙建起来不久，二哥因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我的母亲虽然一辈子吃苦，但是儿女很旺。她生了六个孩子，个个长大成人，这在贫困乡村是较为少见的。中年时期的母亲，总是被村里人和亲戚路上的人请去参与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给新娘扯面、给新郎铺床之类，就因为我母亲的儿女个个顺道，可以传播吉祥和喜气。每当这时，总是母亲最为光荣、最为幸福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