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批判是清末民初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命题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将此一命题推入高潮。我作为喝着五四奶水长大的读书人，作为鲁迅先生的忠实读者，对于国民性批判理论和实践，崇仰了大半辈子。
可是，最近几年，我的立场出现了巨大变化。从2008年秋天开始，我着手对这一命题进行探源、解构和抵制，一年有余我就此一连写了大约五十万字，还有若干内容等着我写下去。
我的学术视角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让许多关心我的朋友感到惊讶和陌生。究竟是什么机缘促成了我的幡然醒悟？追索一番起因和思想历程也许不无价值。
一切还得从我的村子和我的母亲说起。
我母亲是江西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除了信奉人必须吃饭之外，就是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时期，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是一个所有人都神经紧张的时代，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语，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就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怏怏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的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因为患有龙身疮（现在知道那就是长在躯体上的带状疱疹），跟着母亲和其他香客一起去那里求过灵丹妙药。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我已经说过，“文革”时期所有的菩萨都被砸烂销毁，谁还有条件去拜一尊真正的菩萨呢？
后来读书生涯中，那些精英学者所著述的书文告诉我，中国是儒道释三教互补的国家，而西方是基督教国家。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所拥有的教育资源，全部是西方文化资源。我还颇受鲁迅的影响，很信服他关于不读中国书、多读西方书的忠告。
尤其重要的是，“文革”结束以后，正是我大量阅读、大量摄取文化信息的高峰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写作者，恰是刚刚从牛棚解脱的知识分子，和刚刚从乡村回城的知识青年。他们在“文革”期间所受的惊险和屈辱，使得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权力机构抱有较多的憎恶，他们对中国历史进行着最为黑暗的解读，对于自己的时代极尽妖魔化，至于中国社会以及底层民众，在他们笔下更是愚昧、封建、迷信、卑贱等等。那么，什么地方、什么社会、什么人群不愚昧、不封建、不迷信、不卑贱呢？那当然是西方社会、西方人种。
在以上诸般因素引导下，我二十几岁那时，已经俨然是一个崇洋但没有机会媚外的“全盘西化”论者。
在此背景下，我对基督教生起莫名其妙的好感。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比我父亲略长几岁，民国时期就是赣北地区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20世纪80年代，算是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附近到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缓解了内心的痛苦。
那一两年之内，我多次劝我母亲参加那位伯父大人的礼拜活动。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