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则自在游行，无挂无碍，舍身救世，直行无所事矣。 其四，是 无宗教思想则无忌惮 。因为
我佛业报之说，谓今之所造即后之所承，一因一果之间其应如响，其印如符，丝毫不服假借，此则无论据何学理而决不能破之者也。苟有此思想，其又安敢放恣暴弃造恶业于今日而收恶果于明日邪！ 其五，是 无宗教思想则无魄力 。梁启超说，人们最大的畏惧莫过于死亡。如果人们知道 吾自有不死者存，曰灵魂， 则死吾奚畏？死且不畏，余更何有。故真有得于大宗教良宗教之思想者，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 [2] 综上可见，梁启超在论证宗教的作用时，其理论根据都是从佛教中拿来的。所以他在比较各种宗教之后，认为： 若夫以宗教学言，则横尽虚空，竖尽来劫，取一切众生而度尽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 [3]
[1].《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 139页。
[2].《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38 142 页。
[3].《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43 页。
梁启超在文章中谈到哲学与宗教的区别时说： 要而论之，哲学贵疑，宗教贵信。信有正信，有迷信，勿论其正也、迷也，苟既信矣，则必至诚，至诚则能任重，能致远，能感人，能动物。故寻常人所以能为一乡一邑之善士也，常赖宗教；大人物所以能为惊天动地之事业者，亦常赖宗教。 梁氏之所以如此重视信仰，是由于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以小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加之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教育，使人民缺乏统一的思想，也缺乏公共道德心。近代西方人常说中国人是 一盘散沙 ，正是指的这种状况。梁启超在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后，对此感受尤深。所以他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说》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 因此，他认为要改革，首先就要提高人民觉悟，即日新其民。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1] 那么用什么来统一人民的思想，增进人民的道德心呢？梁启超认为哲学强调理性，且一般老百姓弄不懂；而儒家学说多讲个人修身，对社会公德关心太少，因此他认为唯一能承担此重任的只有宗教。所以他在谈到如何对待宗教时说： 摧坏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坏宗教之道德不可也。 [2]
梁启超这种摒弃宗教的迷信，而充分利用宗教徒虔诚的信仰心，去建设国民新道德的思想，曾深深地影响过青年毛泽东。在毛泽东1913年冬天所记的《讲堂录》中，便有：
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亮）、范希文（仲淹），后如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守仁）等是也。 宋韩（琦）、范（仲淹）并称，清曾（国藩）、左（宗棠）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3]这里讲的 大宗教家 和 传教之人 ，是指不仅自身具有坚定的信仰，
[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18页。
[2].《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42 页。
[3].《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 页。
而且能将这种信仰向民众进行宣传和普及的人。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更是明确指出： 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1] 他在谈到知识与信仰的关系时，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虽有迷信之人，此乃吾人称其人过甚之言，彼未有自认为迷信者也。彼自谓知之已稔，故信之也坚，吾人乃指其坚信之状态，而字之曰迷信也。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