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2]
从前述梁启超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将哲学与信仰对立起来的倾向。而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知识，而且知识的首要内容是哲学，不仅是不与信仰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知识是信仰的前提。可见，在知识与信仰的关系上，青年毛泽东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梁启超所推崇的宗教主要是指佛教；而他宣扬佛教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为当时的维新变法活动服务。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梁启超将谭嗣同的《仁学》称为 应用佛学 中看到。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氏引用了谭嗣同在《仁学》中关于佛教灵魂不灭思想对人的巨大作用的论述： 今使灵魂之说明，虽至暗者犹知死后有莫大之事及无穷之苦乐，必不于生前之暂苦暂乐而生贪著厌离之想，知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必不敢欺饰放纵，将日迁善以自兢惕。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亹亹！ 对此，梁启超发出感慨： 呜呼！此 应用佛学 之言也。 接着，他解释了什么叫 应用佛学 ：西人于学术每分纯理与应用两门，如纯理哲学、应用哲学，纯理经济学、应用生计学等是也。浏阳《仁学》，吾谓可名为应用佛
[1].《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63 页。
[2].《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7 228 页。
学。浏阳一生得力在此，吾辈所以崇拜浏阳步趋浏阳者亦当在此。若此者，殆舍佛教末由。[1]
可见梁启超讲的 应用佛学 ，就是将佛教的一些基本理论，运用于现实的人生和政治斗争的实践。 浏阳 （谭嗣同）是如此，梁启超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不仅是谭嗣同和梁启超，而且近代几乎所有推崇佛教的思想家亦莫不如此。而梁启超的
《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所列举的六个方面，则是比较全面地表述了他对 应用佛学 的理解。下面我们就以这六个方面为纲，结合当时一些学者的共同认识，及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曰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梁氏指出，有些宗教强调 不知焉而强信 ，而 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纲领曰 悲智双修 ，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其所谓悟者，又非徒知有佛焉而盲信之之谓也。故其教义云： 不知佛而自谓信佛，其罪尚过于谤佛者。 [2] 而章太炎在日本的一次讲演中说： 试看佛陀、菩提这种名号，译来原是 觉 字，般若译来原是 智 字。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 断而（尔）知障 ， 成就一切智者 ，分明是求智的意思，断不是要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 显然，他们是企图利用佛教的某些理性内容，唤起民众的觉悟，并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信仰。这种反对迷信提倡信仰的思想，影响到青年毛泽东，便有如前所述的 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的论断。
二曰 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 。梁启超引证佛说： 有一众生不成佛者，我誓不成佛。 惟行菩萨行者得成佛，其修独觉禅者永不得成佛。 并由此发挥曰： 彼菩萨者，皆至今未成佛者也。何以故？有一众生未成佛
[1].《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48 页。
[2].《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44 145 页。
彼誓不成佛故。故学佛者以成佛为希望之究竟者也，今彼以众生故，乃并此最大之希望而牺牲之，则其他更何论焉。故舍己救人之大业，惟佛教足以当之。 [1] 而谭嗣同在《上欧阳瓣姜师书》中说的 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 ，及前述引文中所说的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