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 年下半年，青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时，他对佛教的信仰逐渐淡薄了，但对佛学理论的兴趣，却不但没有淡薄，反而加强了。造成这一情况的，就是梁启超的影响。因为正是在东山小学，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梁启超（号任公）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合编本。关于这件事，毛泽东1936 年在和斯诺谈话时说过：
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2][1].引文见《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第132、138、140页。[2].《西行漫记》，第113 页。
《新民丛报》创刊于1902年1月8日，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已三年多。当时梁启超亡命日本横滨，开始是创办《清议报》，接着办《新民丛报》，继续鼓吹维新变法。为了替变法寻找理论根据，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初期，一方面大力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和哲学、伦理学说，另一方面则大力宣传宗教，特别是佛教对改革者的激励作用。为此，他于1902年10月31日该报第19号上发表了《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又于同年12月30日该报第23号发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梁氏的这些文章，在当时颇有影响。章太炎在1906年还提出用佛教建立无神论 的宗教，以达到 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 的目的。
在《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一文中，梁启超说： 言穷理则宗教家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此征诸历史而斑斑者也。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学思想之人少。 接着，他举了许多东西方历史名人为例，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英国之克伦威尔， 其所以犯大不韪而无所避，历千万难而不渝者，宗教思想为之也。 法国的女杰贞德， 其人碌碌无他长，而惟以迷信以热诚感动国人而摧其敌，宗教思想为之也。 美国的华盛顿、林肯 皆豪杰而圣贤也，皆富于宗教思想之人也 。意大利的玛志尼， 欲建新国，而先倡新宗教，其少年意大利 实据宗教之地盘以筑造之者也，其所以团结而不涣、忍耐而不渝者，宗教思想为之也 。日本明治维新诸人物，如大盐、中斋、横井、小楠之流， 皆得力于禅学者也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改革家 其所以蹈白刃而不悔，前者仆后者继者，宗教思想为之也。 在谈到我国的情况时，梁启超指出：
近世哲学与宗教两者皆销沉极焉，然若康南海（有为），若谭浏阳（嗣同），皆有得于佛学之人也。两先生之哲学固未尝不戛戛独造，渊渊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憾宇宙，唤起全社会之风潮，则不恃哲学，而仍恃宗教思想之为之也。[1]梁启超在列举了上述历史事实之后，还专门回答了 宗教思想何以宜于治事 的问题，他认为原因有五个方面。其一，是 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 。梁启超认为宗教是一种 无形之物 ，它能使人们的精神 结集于一团 ，可以降 客气 ，制 私欲 ，平 党争 。其二，是 无宗教思想则无希望 。因为宗教可以使人们忘却或忍受现实的痛苦，而寄希望于 来世 ： 此七尺之躯壳，此数十寒暑之生涯，至区区渺小不足道也，吾有灵魂焉，吾之大事业在彼不在此，故苦我者一时，而乐我者永劫，苦我者幻体，而乐我者法身。得此希望，则有安身立命之地，无论受何挫折遇何烦恼皆不至消沮，而其进益厉。 其三，是 无宗教思想则无解脱 。梁启超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成就大事业，大多是因为外界因素的束缚。如果懂得了以下道理，就能得到解脱： 此器世间者，业障之所成耳，此顽躯壳者，四大之所合耳，身且非我有，而身外之种种幻象更何留恋焉！得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