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灭和失望之后，是更加缺乏理智的“偏激”，这就离现实主义精神更远。例如，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爱德华·马基在“六四”之后的一次听证会上说：“冷战已经结束 如今， 当我们翻开中国这张牌，却是一张小牌。”原来说“令人疼爱的共产主义”的人，如今也收起了“令人肉麻”的话，而把攻击矛头对准了中国对执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的所谓迫害上面。喜爱搬弄是非的国会议员们，不再谈论他们赞扬中国人权的老调，却把中国描述成“世界上压制最重的国家”。在全球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美国也更加怀疑起中美利益的一致。在舆论上，美国开始不断制造中国向红色高棉出售武器，向中东出售导弹，帮助巴基斯坦和阿尔及利亚研制核武器，向伊朗和利比亚提供化学武器配件等“坏消息”。甚至连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设计师之一、主张同中国建立密切战略关系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布热津斯基，也迫于舆论的强大的压力而赞同立即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可以说，由于“六四”事件，十年辛勤培育起来的中美间的正常关系，变得一片黑暗。
毋庸讳言，这是中美关系中那些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的因素在发生作用。本来，无数事例说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找到利益共同点，实现和平共处。可是，却偏偏有那样一些人，无视这种现实利益的契合和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一意坚持意识形态的差别，从而把好端端的现实关系搞得一团糟。人们不应该如此健忘。十年前，当美国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契机时，它遵循的，恰好是淡化意识形态、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十年后，在获得了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之后，这些现实主义的原则却被所谓的“理想主义”代替，其实质，仍是希望“演变”中国。这样做，就不能不使中美关系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
三、中国改革的性质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利益框架
“六四”不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衔命访华。交谈中，邓小平告诉尼克松：“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 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可以说，这是两位卓越领导人之间不同寻常的沟通。
中美关系正是在现实地把握各自的战略利益，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的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它的目标，不是把中国改变到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制度去。因此，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理应不在中美关系的利益框架之内。对于邓小平和尼克松两位领导人说来，现实主义的理解和处理中美关系，是这种关系得以确认的基础。
但是，如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改革一样，中国的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说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深刻革命的话，那么在它的一步步推进中，所遇到的就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结构变动等的深层问题。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政治体制以及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也都会发生变革，这必然会影响到社会意识形态，并最终触发对改革性质的不同认识。
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改革是否会向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前进是最关键的；在国内，也有人不赞同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种情况使改革的过程大大复杂化了。对于美国人说来，期待着中国向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靠近，并做出种种努力，是很可理解的。但实际上，当他们这样做了，便堕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因为他们对中国改革的理解，实在是肤浅的。仅仅套用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已有认识，不但无法解释两种改革的差异，而且会把自己引导到异端邪路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