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人们没有想到这是一种天真和一厢情愿。以保守著称的《纽约时报》曾经把中国称之为“令人疼爱的共产主义”；而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最为挑刺的国会议员们，也曾出面说，毛去世以后的中国人权状况“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好”。1985年，邓小平又一次被选作《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最能代表官方立场的，是助理国务卿帮办芮效俭在布朗大学的一次讲话。这位助理国务卿帮办当时说：“美国欢迎中国的改革政策，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利益。中国的改革开放完全符合我们自己的政策目标 我们支持改革还因为中国在过去10年里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美国欢迎中国朝这样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前进：它将进一步放宽经济、政治限制，放宽对诸如移民和宗教信仰方面的限制。”在这位助理国务卿帮办看来，中国的确正在向美国的政策目标接近。
必须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扩大了中美关系的基础。而扩大了的中美关系，又进一步引起美国人对于中国国内改革的兴趣。于是，所谓两国的“蜜月”关系就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物质的交流和对中国“西化”的期望。物质交流随时间推移确在不断增大。但这是双边的，带有常规性质，并且在总量上仍是有限的。至1986年，中国还只是美国的第16大贸易伙伴国。仍算不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相反，美国对中国所谓“西化”的可能，却抱着大得多的热情。对于美国人说来，中国的开放使人们能够穿透过去的某种神秘，接近这个社会的内核。他们自我陶醉地发现，这个社会在美国物质和观念的吸引下，正向美国的政治理念靠近。他们相信，物质的交换最多是一种各取所需，而理念的接近，则是一种根本的亲和。这大约就是詹姆斯·曼所判定的那种“深入关系”了。
然而，这种所谓的“深入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它使美国人自己遮蔽了自己的眼睛。其根本的错误在于，它是在完全不了解中国改革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把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强加给了中国人。这样做，不仅滑稽而且适得其反。他们不知道，那种中国“西化”越快越好的期望，其实正在加速着自己幻想的破灭。
这种错误的致命之处，即在于把现实主义的利益目标变成了虚幻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在这种状态下，美国人几乎无法准确回答下述问题：什么是中美关系的客观基础？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究竟是什么？如何寻找中美之间应该确定下来的利益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美国带来的最大受惠到底应该是什么？等等。在所谓“道义”原则高于利益原则的旗帜之下，这些现实主义的关注与考量，都被通通甩到一边了。
事实上，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是中美关系发展最平稳的时期，但是，由于上述美国政治中存在的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偏狭认识，中美关系走的却是一条两相背离的道路，而且渐行渐远。
彻底打破美国政治中这种虚幻境界的，是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对于中国政府采取断然手段解决旷日持久的动乱，美国舆论界和政界表现出了“特别”的震惊和“愤怒”。随之而来的，是气势汹汹的政治制裁、经济制裁以及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孤立中国。而对美国人说来，在“六四”整个场景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却是解放军战士拆除广场上的“自由民主女神”像。这一刻似乎彻底幻灭了美国人指望，即中国很快会采纳美国的价值观，会积极仿效美国的政治体制。按照前面勾画的逻辑，美国人这种超乎寻常的强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