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对中国的改革的态度，从开始起就并不是那么一致。早在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人们已经就改革牵涉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开始了争论。邓小平为此撰写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强调中国所需要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要改革，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历史证明，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不仅不能把中国引导到富强，反而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动荡。因此改革向资本主义行不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实际是在中国改革兴起之初，为这个改革的性质划了界限。
之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中国出现过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其实质仍然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的争论。但这时改革还仅仅在农村进行，所涉及的方面还没有后来那样深广。因此，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并没有进行下去。但这种争论带有不可避免性。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性质问题，势将越加突出出来。
真正将改革方向这样严肃问题摆到人们面前的，是1986年发生的学潮。这一次学生提出的口号，已不再简单的是生活待遇问题，而是所谓“民主”和“自由”了。“民主”和“自由”并不是绝对坏的事情。但当它们与“西化”观点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对改革的干扰就明显加大了。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变革，与政府官员中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和社会分配不公相混杂，使得改革的矛盾尖锐化了。
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内部在1986年底学潮平息之后，提出了改革不仅有“改还是不改”的问题，更有“改到什么方向去”的问题。并且后者重于前者。从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成为了改革的一部分。1987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引咎辞职。这是改革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做的最大的人事变动。
因此，中国改革为中美利益关系所设定的框架，实际上是有限度的。由于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它根本拒绝任何改变这个性质的企图。在社会制度和价值标准上面，中国和美国没有共同的语言。那种认为可以通过物质交换，进而将双边利益范围扩大到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想法，是完全幼稚的。如果还试图通过强力干涉，把自己的所谓利益关注强加给中国，那就不仅彻底毁坏了两国现实的利益基础，而且是十分危险的了。“六四”前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是一种完全无视中美之间利益框架的愚蠢举动。它不仅说得太多了，也做得太过分了。这种行为，几乎毁了发展近二十年的中美关系。
因而，可以说，“六四”事件是对二十年来中美关系可靠性的一个考验。或者说，它是一块检验中美关系利益基础的试金石。中美关系稳固不稳固，它的基本框架是否明确，都在双方对这次事件的态度中表现了出来。如同中国不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给美国，中国不能开动巨大的经济机器和宣传机器去干涉美国的内政一样，谁破坏了两国关系基础的现实框架，谁就要对毁坏的双边关系负责。显然，美国在事件中的表演，是对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缺乏诚意的。它因而不能不为此付出代价。
同是在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告诉尼克松：“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要“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对于损害了中美关系的责任方，这种要求是严正的。在“六四”背景下中美关系遭受的挫折，中国没有责任。中国的改革要寻求中国的现代化，这没有错。中国要保持国家的统一，要维护国家的稳定，要极端珍重自己的国格，这同样是不受干涉的权利。因此，如果有人要破坏中国的稳定，要推翻中国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