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坦率地说，因为有了这样的计划，党中央曾同苏联谈判，希望他们给我们提供档案。戈尔巴乔夫虽然提了“公开性”，但他没有给我们档案。当时这件事是由昂纳克和哈格尔两个人负责，可见规格很高，用意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指示我们认真列出这个名单，是因为这牵扯到我们党的五百多个干部。可以说，他们两人当时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向党内持怀疑态度的人证明，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第二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你不是要搞“公开性”吗？这是有危险的。一个党如果没有一个有根据的名单，它就没有讲话的权利。这的确是个敏感的问题。这是我所知道的写这本书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党史写作过程中提出，要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这也涉及到苏联共产党的历史问题。1988年时，民德和中国党的两党关系已经恢复。因此，不能不提出过去两党关系应如何评价的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完全按照党的领导人过去的说法，来写两党的历史关系。
听了迪克曼教授的阐述，我懂得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史正本”撰写中遇到的“难题”。其实，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书写自己党史“正本”时，都绕不过同样的问题，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与苏联的历史瓜葛，以及苏联对这种瓜葛的态度，不能不影响后者的历史思维和文字表述。甚至，在历史瓜葛长期无法澄清的窘况下，东欧执政党不得不面对政治合法性的挑战。例如，波兰的“卡廷森林案”长期不能澄清，即使大量证据已经指认，是苏联处死了那些波兰军官，波党又多次要求苏方承认其事的情况下，苏方仍加以拖延。波兰国内的反对派抓住这个说辞，在国内争取民众舆论，给波党政治合法性带来巨大冲击。当叶利钦最终拿出档案，承认“卡廷森林案”是苏联所为时，已为时太晚了。波党在反对派的“轰击”之下，已气息奄奄，很快即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事实上，如果没有在东欧生活的经历，人们是很难体会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和威慑力的。1989年以前，如果失去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上的支持，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东欧国家很难存活。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东德党在自己历史编纂上的这些考虑，应该算是很有独立性的一个努力了。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必须顾及苏联的看法，看苏联的脸色，从而将问题处理得相当委婉。记得胡绳先生曾在一篇重要论文中指出，如果中国党在五十年代不是有意识地从苏联的影响下脱离开，提倡走自己的路，那中国也会同东欧国家的命运一样，在八十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动乱中，走向失败。这个话非常具有历史哲学味道。不谈政治、经济等这些大的方面，仅仅看东欧国家写自己党历史时的顾忌，就可以体会个中艰涩了。正如教授承认的那样，东德的党史虽不需经过苏共中央的批准，但统一社会党中央还是很注意，有意不写那些影响同苏联关系的东西。即使如此，苏联人仍可能对有些写法不满意。
在迪克曼教授讲述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编撰的过程后，我也介绍了中共党史的写作情况。教授接着我的话题说，正如你刚才介绍的你们中共党史的编写情况一样，我们的党史也是由党中央组织并由中央批准的。因此，我们的党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材料，它同学者自己随便写的党史不一样。教授说，当然，经过了二十年，我们现在的评价也会有变化。我们会重新看待和思考一些问题。但总的看法没有改变。我们反思的东西，主要是有关我们党的经济政策和思想教育方面的某些东西。
教授指出，应该说，德国工人运动是具有特殊传统的。在德国工人运动的思想斗争中，历史评判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很早就有历史书，比如梅林就写过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另一方面，德国工人阶级对理论问题也比较关注。他们会提出为什么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所以党史对工人运动的教育很大。教授说，我们的党史由中央委员会批准，复杂问题要由政治局来研究决定。真正的讨论是在政治局。他们讨论完了，交给中央委员会处理。中央委员会对党史问题比较了解，他们掌握了许多材料。因此，党史的批准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些党的报纸和杂志，也公布党史的有关问题，所以公开性比较大。在原则上，我们党史的写作者也可以在高级党校就党史问题做报告。这不需要得到中央的批准。如果报告人有丰富的经验和材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你自己独到的见解。关于对党史评价的不同意见，的确比较复杂。比如关于对苏联的评价就是这样。众所周知，苏联解放了我们。但后来情况的发展比较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