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对我说，他认为当时东德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在科学技术方面同西方展开竞赛。他说，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问题，在没有自由的思想环境和创造自由的情形下，是不能实现的。关键是体制。如果一个体制不能允许你有自由的想象，很多都是主观命令，那多聪明的头脑也创造不出奇迹。高科技和高技术需要人们有充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需要有创造和想象的空间。一个党和一个国家，不能总是主观地人为地要求科学家研究这个研究那个，总是凭主观意志去组织科学家们的研究。主观地制定计划，主观地要求人们去干什么，就必然造成很多限制，制造一些很可笑的规定。博士认为，就如同其他体制问题一样，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也是体制决定一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德人事实上看到了体制问题，知道经济发展缓慢，没有活力，是由于僵化的体制，但没有办法。因为人们熟悉了这种状况，甚至负责干部，也对这种状况无动于衷。他们甚至忌讳谈论这些问题。
博士告诉我他的一个亲身体会。他说，我1979年从中国回来，到中央联络部任职，但在此之前，要有一年时间去党校学习。党校的校长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不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学生思想进行严格控制。当时学校也召开很多的讨论会。因为学员都是从政府各个部门派来的，了解很多实际情况。但学校的讨论会却开得非常乏味，因为在会上不允许讲其他的东西，总是不断地重复党的文件。可我们在私下里，都在谈论当前党和国家的形势，大家心里都明白，知道党和国家正在通过一个重大关口。博士说，从北京回来后的这一年党校生活很可怕，它就像是党闭塞言路和抑制声息的一个窗口。社会应该是多种元素并存的，不能只有一种思想，不能只依靠一种方式，也就是领导人的命令方式。如果那样，无疑非常危险，必须打开这种限制。
关于民主德国1989年丢掉政权问题，博士认为，要确切解释它，还必须了解东德的某些特殊因素，这就是国家统一的内在要求。在1989年底，各地游行者提出的口号是：“人民是我们的”。其内涵是，应该由人民作出决定。但到了12月底，口号则变成“我们是一个人民”，这是适应着德国统一这样的心理需求的。这一口号的变化，明显受外部影响，是西德搞起来的。他们是在利用德国古老的民族理念。当时人们并不认为两德会很快统一，例如拉方丹就说，统一大概要十年时间。然而，突然流行的这个口号，使民主德国的失败步伐大大加快。西部的政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柏林墙边开会，推行国家统一的思想。1990年3月，东德第一次举行了所谓自由选举，结果共产党获得的席位才11%。博士说，其实不是围墙一开民主德国就不行了。因为1961年以后，民德方是开了口子的，人们是可以通过的。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问题。但自七十年代开始，政治形势和政治力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羡慕西方，西部的政党力量也变得强大了。特别是拉方丹执政以后，西部倒东部的力量增大了。
作为反思，博士指出，我们的让权迫不得已。如果不让，就只有一种选择：动用武力。而动用武力，在德国这样的欧洲中心，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这里驻有20万苏联军队，这就更加危险。如果东德军队镇压游行，那苏联军队会作出反应。如果发生武力事件，比如西部的人也被击中等等，那西德军队也会作出反应，整个形势就将是爆炸性的了。因此，博士说，不是因为我们举行了自由选举和选举本身的失败，才使东德党最终丢失了政权。而是在选举之前，我们已经丢失了人民的大多数。这是我们政策错误造成的，是一直以来国内政策的结果。人民已经不信任这个政权了。后来，人们对1989年、1990年的整个情况进行反思。人们善良地希望，如果当时能把两个制度好的方面结合在一起，事情将不会是这样的结局。因为在我们东德没有失业，社会保险和医疗措施非常完善，还有很发达的教育体制。如果再有西方式的市场和自由旅行权利，那就完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