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博士相当庄重地指出，还是应该从内部分析我们失败的原因。他完全不能同意失败的“外因”说。他告诉我，1989年后，不断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是戈尔巴乔夫把我们出卖了。他说，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德国的问题的确比较特殊。战后，我们德国被分裂成两个国家。东西德是同一个民族，有着同一种文化。两者之间，怎能不互相比较呢？记得我小的时候，东部和西部的经济联系还比较多，亲戚朋友常会来往。从西边来的亲戚朋友总是说，他们有了新房子，又有了新汽车，有很多新东西。那时，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和孩子，是可以随便到西部的。当时东西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是特别大。但到后来，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了。西部的工资购买力比我们高多了。除生活水准外，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实施方面，在人民言论的自由度以及大众传媒方面，东西方出现了很大差别。西部的人可以自由旅行，我们却不可以。西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如医生、工程师等，收入要比东部高很多。1961年以前，人民通过比较，知道了差距的存在。作为欧洲人，大家首先注重生活水平，然后是言论自由的尺度。结果很多人跑掉了。在民主德国时期，很多人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人民当然厌恶这种做法。人们不能随便评论国家大事。特别是对党和政府，有不同意见，不能说出来。加之西方舆论不断批评民主德国的政治制度，他们利用每一个机会，对民主德国的负面问题进行揭露和抨击。他们的宣传非常具有煽动性。而我们党的政策，到后来越加多变。很简单的一条，西部的人用他们的西马克到东部买东西。西马克比东马克值钱得多，这让老百姓感觉到了差距。最后人民觉得，共产党不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东德老百姓出走现象为由头，我和艾廷格尔博士讨论起关于柏林墙的是与非问题。博士说，柏林墙到底是谁提出建立，是乌布利希还是赫鲁晓夫？到现在还难断定。但博士肯定，乌布利希当然是有这个想法的。他说，现在有人评论，如果当初不建墙，而是加强警卫措施，也可以阻止大量东德人逃往西方，从而免除后来那样多的政治麻烦。博士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姑且不论加强警卫措施的有效性如何，作为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建墙是华沙条约组织的共同需要。这是因为，建墙实质上关系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或者说，是东西方冷战的结果，它其实并不是民主德国一国的利益考虑。博士说，1961年时，我还在读大学。我知道，大学生中甚至在党内，对建墙是有议论有看法的。不过，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也就是说，必须承认在柏林墙建立起来的四五年间，民主德国形成了一个各个方面的稳定发展期。东部的工农业发展很稳定，国内政治也很稳定。从今天的观点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当时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更快地发展自己，以便同西部竞争。当时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认为，建了墙以后比较方便，可以在墙的后边做自己的事，因为外来的影响被大大消除了。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总书记乌布利希曾有过一些新的想法，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按一种模式搞，应该有一些新的体制。那时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出现过一些改革的东西。比如柯西金在六十年代就提出，不能老是按旧办法办事，要有新的东西。在东德，我们也曾开始了一些改革，主要是讲求利用市场的力量。那时中国的孙冶方，苏联的利别尔曼，都希望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一些改变，利用价值规律，造就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到1970年，苏联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计划被废止了。只有东德的乌布利希仍在坚持。1970年乌布利希下台，昂纳克上台。实际是苏联支持了昂纳克，倒乌布利希。苏联开出的一个政治条件是，东德党必须把过去的改革措施都改过来。苏联对此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博士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是非常保守的。中国以后在改革中提出的那些东西，我们当时大致已经有了一些。但到1970年，这个萌芽式的改革夭折了。后来，昂纳克提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口号，就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收入也要相应地提高。可事实是，人民的收入有所提高，但经济却不够发展。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