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扩权试点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影响下，不少企业还围绕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实行经济责任制，试行厂长负责制，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经济责任制很快在工业企业中得到推广。同时，按照“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的方针，城市经济中积极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扶持集体经济，允许个体经营，创办劳动服务公司，拓宽就业渠道。从而初步解决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形成新的就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经济特区的由来与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广东省委的吴南生受省委指派到汕头去传达全会精神。作为吴南生的家乡，汕头在解放初期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但30年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汕头与香港的差别可谓是天上地下。当时叶剑英元帅也在广东，也为广东当时的经济发展深感忧虑。当时省委的领导都有一个普遍的想法：就是想改变，想发展，但又不知从何做起。
广东地处东南沿海地区，海外华侨数量很多。后来，在朋友的启发下，吴南生萌发了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的想法，想打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坚冰。
1979年2月21日的夜里，吴南生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省委。3月3日，广东省委开常委会议，吴南生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并建议在广东省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广东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他提议设在汕头。汕头当时在广东全省来说，除了广州外，它是外贸最多的地方。其次，汕头的华侨和海外华人是全国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员他们来。第三，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当时，习仲勋同志说，要搞那就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要开工作会议，我们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说明此事。
1979年4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始。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向邓小平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4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他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并表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著名的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