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于他们，我的使用原则是——优崇礼敬，高高挂起。让他们分居各地，一方面，因其没有实权，不至于干涉破坏地方行政；另一方面，又可以替我监督地方上的异动，就好像泰山石敢当一样，能起到镇邪的妙用。
说起来，来自关陇集团的勋戚故旧毕竟是自家人，凡事都好商量。而山东集团和江南文士，就不是那么好打发了。对这两股势力，我既要用好他们，以便他们为大唐的长治久安效力；另一方面，又要防范他们做出什么不安分的举动来，对此我真可谓是煞费苦心。江南文士大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要笼络他们，只要做到尊敬重视即可。山东集团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些人，在地方上有影响力，有武装，也不乏雄姿杰出之士，一旦有什么异动，必然会成为大唐政局中最为强大的破坏性力量。
前面已经说过，为了安抚山东集团，我不惜一再优容宽假魏征，使之成为我和他们之间的联络人和缓冲阀。另一方面，我又利用山东集团内部庶族豪杰与世族门阀之间的矛盾，希冀能收到分化瓦解他们的功效。最后，我还大力提倡发展科举考试，将毫无门第背景可恃的寒士引入政坛，成为暗中与山东集团分庭抗礼的第四股政治力量，用心良苦。
然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处理时有一丁点闪失，便可能带来灭顶之灾。我这样说，可一点都没夸张。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并非我的发明创举。而隋文帝这样做，其目的与我如出一辙。
他不愿意与这些豪门大族共同分享权力，故而企图把选拔官吏的权力完全收归己手，彻底废除士族制度。可没想到这样会彻底激怒天下士族，他们纷纷表示出不与杨氏政权合作的激烈态度。
很多人都认为，这，才是隋朝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现在，命运再一次把我推向了这个十字路口。前面，是隋文帝那渐已模糊的背影，他走得很疲惫、很失败。
而我，这一路走来，也并不轻松。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要走下去。
因为我深知，过分强大的世族势力，实在不是一个好东西！
还记得南朝宋孝文帝时，路太后有一个叫路琼之的侄孙，仗着自己乃是皇亲国戚，行事颇为高调。一日，他心血来潮，竟然前去拜访当时的门阀大族之首——王僧达。路琼之满以为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一定能够得到主人的礼待，没想到王僧达看了他半晌，冷冷地冒出这样一句话：
“以前在我们家做马车夫的路庆之，是您家什么人？”
路庆之，便是路太后的兄长。路家出身寒微，这本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往事。路琼之听到主人这样发问，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便赶紧告辞逃走。
前脚还没迈出门槛，后头就传来王家主人冷冷的命令：
“快，把那小子坐过的床给烧了！”
路琼之感到受了奇耻大辱，前去向路太后和宋文帝哭诉。宋文帝听完后，半晌不语，最后长叹一声：
“你还太年轻了，不懂事！没事跑到王家去干什么？真是自取其辱。他家门第高贵，怎么能因为这件事加罪于他呢？”
做皇帝做到这个分上，也真可谓窝囊了。
不过，这就是现实。当皇帝本人在臣下面前都会碰一鼻子灰的时候，又如何指望自己发布的政令圣旨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
这和面子无关，而是和权力有关。既是这样，那我就非要打破这股禁锢人们数百年的门第出身之歪风不可！
当然，早年的戎马生涯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同样也包括理政治官之道。面对敌人时，我往往会采取“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策略。一开始据于不可胜之地，耐心地等待敌人露出破绽，然后再四处出击，搅扰得对手防不胜防、心神大乱。最后，窥出敌人命门所在，雷霆一击，必置其死命！
如今的道理也是一样。要瓦解门阀贵族这座冰山，我一开始不动声色，以不变应万变。而实际上，我已经在暗中走出了多步连环棋。
第一步，是借魏征之力，笼络分化山东豪强大族势力。
第二步，将原文学馆改为弘文馆，广揽天下英才。
第三步，开科取士，打破原来门阀贵族对人才的垄断和压制。
第四步，也是最能体现我意图的一步棋——修撰《氏族志》，重新整合建立门第身份之间的新秩序！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我自然深知，传承了数百年的门第观念，对所有的人来说，是那么的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但我也知道另一个词——因势利导。兵法所讲究的，便正是这借势取胜之道。而重新修订《氏族志》，确立天下门阀贵族的身份等级，便是我所要借的“势”！
所谓氏族，自然也就是世族。这些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而到了国家初肇，许多门第早已失去了当年冠盖云集的气势和身份，仅仅是抱住祖先留下的余泽不肯撒手而已。
这样一来，自然带来了许多问题。原来的旧贵族三代以降，沉为下僚，然而却依然顾盼自雄，不可一世。而历朝历代新崛起的豪杰之士又自愧出身，因此纷纷攀龙附凤，不惜自降身份以求取与这些旧族结为姻亲，以便抬升家门地位。
神州分裂已久。关中、陇西、河北、山东、代北、江淮、荆襄，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一批门阀地望，雄踞一方，原来还可互不理睬，互不干涉。待到天下重归一统时，大家这才发现，到底谁的门第更为高贵、谁的家世更为久远，完全变成了一团扯不断、理还乱的乱麻。江南士族嫌北方士族乃是胡汉杂糅，称不上衣冠正统；而北方士族又鄙视江南士族柔弱无能，酸腐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