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将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饱食终日，不思进取。他们会在飞鹰走犬酒足饭饱之后，怀念一番过去激情燃烧的岁月，然后继续飞鹰走犬酒足饭饱。
这，不能怪他们。人的本性便是如此。当一个在鬼门关前走过一遭的人突然有一天发现，人生这辈子想要的都有了，该有的也都得到了，他还期望什么呢？
第二种人，为我抛头颅，洒鲜血，一旦事定之后却居功自傲，甚至不惜犯颜抗上。他们跟第一种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有时候太有自己的性格，太有自己的主张——大爷我当初豁得一身剐，敢于拥戴你黄袍加身，难道还没有摆摆谱，在你面前放肆一下的资格么？他们并不清楚，哪怕一个再有涵养的普通人，恐怕也难以容忍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出过去的功绩来摆脸色，更何况言莫予违，将脸面看得比天还要重要的天子。
很可惜，我最为看重的部下之一，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就在以后犯下了这样的错误。
第三种人，原来不属于秦王府嫡系，而是从父皇和建成、元吉身边拉拢过来的人，比如常何等，他们会庆幸他们慧眼识人，投机成功，把底牌聪明地全数压在了我的身上。
那么，下一次，他会押给谁？他会以怎样的方式押下赌注？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认为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上天眷顾而在赌桌上第一次大赚一笔的家伙，一定还会寄希望于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有一天，他们在赌桌上输得精光为止。而这输掉的，恐怕还不只是身外之物那么简单。
秦王府里不都是这样的人，但，秦王府里有这样的人，而且还不在少数。他们都是一等一的精英，要不然，也没有资格走进秦王府的大门。
不过，若是就此放任这种情绪潜滋暗长，使得他们不再安于职守，终日缅怀往日荣光，或是贪图侥幸之功，无论是对他们，或者对我，还是对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看不见的巨大损失。
因此，我才会不顾他们的疑虑与不满，授予原来的对手魏征、王珪等人新的官职。我要借这些人来向他们传递一个信号：我用人施政，看的不是过去的功绩和关系，而是才能、品行、忠诚。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即便是我昔日的仇敌，我也会不拘一格地任用和提拔他，与我的旧部一视同仁。这无疑是向玄武门事件中的功臣们敲响了警钟，让他们牢牢记住，今天的功劳，并不是一辈子的长期饭票。当然，这层道理，聪明如房玄龄等人，立刻就领会于心。而有些迟钝的人，在多年以后终会为之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当然，落实到具体的任命政策上来，还是大有学问可讲的。首先说说魏征，他从我这里得到的，乃是太子詹事主簿一职。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任命。因为我这个太子，也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职位而已。至于王珪、韦挺等人，则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议朝政。
太子詹事主簿，掌管东宫印信、文书、纸笔，是正七品的小官。其直接上司是正三品太子詹事，也就是说，他等于是太子詹事的文案助理。这个职务看似品级低微，却十分关键。因为在玄武门事变后，到我正式登基称帝的这两个多月时间里，一应军国大事，实际上都要经由魏征之手。
不过，自始至终，魏征都需要在我的眼皮底下工作。
谏议大夫，正五品上，掌管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则上封事。也就是说，王珪和韦挺是我在国政事务上的参谋，有贡献建议、出谋划策的责任，然而没有具体的决策权和执行权。
也就是说，魏征、王珪和韦挺这些人，属于观察使用的对象。他们来自于原先势成水火的宫府一方，我自然不可能立刻将最为关键的决策权、人事权或执行权交之代行。只能先将他们放在秘书或参谋之类的岗位上，先进行磨合，再进一步考量其才干和忠诚度。而这对于刚刚死里逃生的魏征等人来说，像太子詹事主簿和谏议大夫这样的职位，可以掌管机密，或随时向我提出他们的意见，已经属于莫大的信任，夫复何求？
饭，要一口一口吃；官，要一点一点升。
封赏来得太急太猛，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我，都没有好处。此中的学问，就像一个掌勺的大厨，自然对什么情况下该用文火，什么时候该用武火了然于胸。
而现在，正是该用文火的时候。
不过，这个局面很快便被打破了。因为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蠢蠢欲动。若是处理不当，必将使得天下瓦解，十数年征伐辛苦毁于一旦。
为此，我发布了第三道让众人震惊的命令——封魏征为巨鹿县男、谏议大夫，以特使的身份，出巡安抚河北、山东等地。
任命一出，整个天策上将府都为之沸腾了。
利益集团间需要最佳牵头人
建成和元吉已被杀，既成事实，父皇默认。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下已经牢牢地掌握在我手中了。许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一切水到渠成。
真的如此吗？尉迟恭那天说得很对，他说，你要小心，小心全天下的人都与你为敌。我知道，他一点也没有夸大。
来自北方突厥的压力与日俱增，他们已经得到消息，大唐朝堂之上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要不了多久，他们便会像一头狡诈的恶狼一般开始掂量，这一事件会给他们带去什么意外的礼物。
然而最大的危机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大唐的心腹之地——河北和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