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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她开车到市里的布朗克斯,找到一家临街店面,红色的遮篷上写着“非洲发廊”的广告。她把车停在路边,下车。一辆铲雪车从身边经过,街上空旷无人。小区里残旧的砖墙,凋敝不堪。风一吹,垃圾都被吹了起来。用来围起空地的锁链篱笆蜷缩在角落里,好像被撬开的沙丁鱼罐头。
她拿出记录店名和地址的纸条,核对了一下。店铺的前窗上贴满了已经泛黄的发型杂志剪报,还装了一串红色的圣诞节灯。店门上也贴了同样的剪报招贴画,挡住了她的视线。店里有两位黑人发型师,其中一位是白化病患者,皮肤上有粉色的色素点。有两个身穿蓝色的大厚围裙的人,在给顾客做头发。当她进门时,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她。到处都是线绳,还有摩丝瓶和落满灰尘的假花,墙上装满了镜子。她一眼就看到了他,他正在墙边的一张折叠椅上睡觉。
一阵风吹进来,门开了。
“使劲点,把门关上。”那位患白化病的发型师说。
珍妮照做了。当她再次转身面对他们的时候,努力地挤出了一个笑容,感觉到自己闯入了别人的生活,也感觉到她的意外出现给别人带来的紧张局面。“那是我丈夫。”她说,指了指后面的人。
他们开车回家,一路无言。当他们开出城区时,他说:“那两位发型师不错。我提出给他们四十美元的报酬,他们没要。”
“他们为什么会同意你在店里睡觉?”
“我说我有心绞痛。我说如果他们让我在店里的椅子上坐下休息会儿,我会付钱给他们,但他们不要。”
“可他们还是让你进去休息了。”
“你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充满敌意,”他说,“但是他们却给我椅子让我休息,还打电话帮我通知你。”
“你不能指望每次都遇上这样的好人。”她说。
他们把车开进车库,熄灭发动机,谁也没动。她想,在这次非洲发廊事件后,他该清醒了吧。但是他没有说话,她意识到他不想谈论此事。灯光熄灭,他们在黑暗中坐着,就像一对闹别扭的年轻情侣,不知该如何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情感,也不知该去何处解决争端,只能待在车里。
“看到黑人白化病患者,你有什么感想?”他问。
“伤心。”她说。
他看着挡风玻璃,说:“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