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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二次发病的时候，贝卡十三岁。
青春期是场噩梦。人人都说她会减掉婴儿肥，但是没有。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功，她从未瘦下来。
她十岁的时候，第一次问母亲蛋白质和汽化器的区别是什么。她列了与健身、减肥相关的书单，作为自己的圣诞礼物和生日愿望。“为什么我这么胖？”她问，“家里其他人都不胖。”
他们尝试了多种办法——咨询营养学家、内分泌专家、针灸医生；给她买运动装备，办女子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卡；买电视购物推荐的高级健身器材和高科技塑身用品。统统都是徒劳。
蒂姆说尽了作为父亲所能说的全部的善意谎言，夸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晚间，他暗自琢磨，为何她不能瘦下来。珍妮和他时常讨论贝卡的体重问题，也时常讨论她的好成绩和坏脾气。他们担心她得了饮食疾病，可她却是复杂的个案。她带冷豆腐做午餐。她设好闹钟，早起跑步。她十二岁的时候，上七年级，每天穿着黑色紧身衣和羊毛背心跑三公里。她把定制的塑身衣穿在运动服里面，想象着汗从她白花花的脂肪分子中流出。塑料包和皮肤摩擦发出油腻的咯吱声，但她不在乎，她特别喜欢这种辛苦劳动获得收获的充实感。这一切，都发生在她开始戴鼻环、留几缕长发、午夜时分去吃罐装奶油之前。
散步的时候，贝卡会绕着附近的小学兜圈。粉红色的泥墙上绘满壁画，大门前的电子显示屏每天传递来自校长办公室的信息。现在，每天都重复着一句话：同学们，暑假快乐！明年见。
那是在她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她穿过宽阔的插着标杆和画好球场边缘线的柏油空地，走到孩子们跑接力赛、玩儿童足球的草地上。走过棒球内场的背面篱笆墙，有一条通向树林的小路，小路的尽头是一片空地，空地上有一尊雕塑和一把长椅。小路上有六尊类似的雕塑——其中一尊是钢制的珍珠粉色的橡皮擦，和树一样高；还有一尊叫抽象仙人掌——是村规划委员会在一次文化拓展项目中安装的。她跑过一座小桥，进入最后一片空地，停了下来。热气瞬间升腾。拼命跑步激发出的所有生理反应在她耳中轰鸣，混杂着夏日的虫鸣。她认出了那条睡袍，白色棉质面料，上面有橙色条纹。他蜷缩在“微笑的铜太阳”基座边，脸上沾着土。他赤着脚，脚底血迹斑斑。她转身，跑回家，叫醒母亲，跟她说父亲在雕塑小路上睡着了。
贝卡走后，他醒了。极度恐惧将他惊醒了——抑或是，他在极度恐惧中惊醒？很难辨别。他发疯般地坐起身子，像是在应对周围袭来的危险。起身太快，他有些眩晕。慢慢地，他回忆起自己身在何处，如何而来。前一天晚上，他把一个垃圾桶从院里推到街边；早起，他又推了一个。一共三个。走到一半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不会回来推第三个了。他能感觉到身体的信号，就像癫痫病患者知道自己的发病前兆一样。当癫痫病患者感觉到自己要发病时，会为即将到来的不幸感到沮丧和心痛。复发了。他已经将第一次发病时那噩梦般的四个月从记忆中抹掉。有限的事情，可以被忘记。但是，现在，无可否认的是，旧病确实复发了。慢性病，前途未卜。浑蛋，他暗自咒骂。别把我从家里带走。家里还有垃圾，珍妮等着我去处理它们。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生理反应：糟糕透了。他需要找到这一切的意义，一个道德神话：我这个白痴，我这个无知的大白痴。我昨晚就应该预料到发病的可能性。我应该早点下班回家，和珍妮一起享受家庭时光。在街角，他放开垃圾桶，然后继续前行。他走过邻居家门前，赤脚走在22号公路上。他走过超市，空荡的停车场里发出阴森的暗光。他走过韩国浸礼会教堂附近的购物中心。晚间行车的司机看到他，都以为是穷困潦倒、无家可归的人穿着棉质睡袍在路边游荡。他低头看自己的双腿，就像在观看一个录像片段，拍摄角度正好与当事人的视线一致。那是一种无助的感觉。刹车失灵，方向盘被锁，自己完全被疯狂的“行走机器”所摆布。这是一种恐慌的感觉。在“行走机器”的带领下，他来到防护森林的南边入口。在工作了十四个小时后，又徒步行走了五六公里，他体力不支，瘫倒在空地上。电影切换镜头的工夫，他已经睡着了。现在，他又能站起身来，耳边充斥着聒噪的虫鸣，前额被汗水打湿，两膝颤抖，两脚抽筋，两腿酸软。身穿睡袍，怎么好大摇大摆地走回家去？
从那以后，蒂姆又开始定期看医生了。十三个月后，他才康复。
在珍妮将他从非洲发廊接回家的当晚，他敲了贝卡的房门。“我能进来吗？”他问。贝卡的沉默通常表示不满的许可，蒂姆推门，用眼神征求她的意见。她靠着床头架坐起身来。
“你想干吗？”
“道歉。”
“道什么歉？”
他坐在床边。“为忽略你而道歉。”
她屈膝，用双臂抱住两腿。在她穿着的黑色运动裤下，大腿的痕迹很明显。
“请让我解释，”他说，“我有一种为你和妈妈提供富足生活的责任感。我努力工作，为的是让你们生活有保障，不缺衣少食。”
她审视地看着他：“我不觉得那是你拼命工作的原因。”
“为了让咱们生活得更好，”他说，“我必须放弃一些机会。”
“什么机会？”她问，“比如说你想在‘左岸’当画家的机会？”
“我指的是，一些和你相处的时间和机会。”
“还是你成为宇航员的机会？是因为我，所以你不能当宇航员了吗？”
“我其实很想多花些时间陪你，”他说，“而且，你妈妈也希望我能抽出更多时间和你们在一起。”
“这样她就可以对我唠叨完，再接着对你唠叨？”
“贝卡，”他举起手，“让我说几句话，好吗？”
她皱了皱眉，不说话。
“但是过去的几年时间有点不一样。”他说。
他看着眼前的空鱼缸，里面装满了摇滚徽章、狂欢节珠子、CD碟和香烟纸。
“怎么不一样？”她问。
“过去的几年里，我并没有真正地想陪在你身边。”
他转身，看着她，身下的床单被揉成一团。她没动。很久以来，他们都没有机会静静地在对方身边，总在走动、总是话没出口就离开。现在，他们注视着对方，似乎是被遗忘多年的对方的面容吓到了。
“我爱你，胜过爱世界上的任何人，”他说，“但是我不在乎能否见到你。我不理解你所处的成长阶段，还有你喜欢的平底运动鞋、发型和音乐。”
“嗯，对，太难理解了，披头士的音乐。”
“你不只听披头士吧。”
“嗯，雷蒙斯[ The Remones，雷蒙斯乐队，成立于一九七四年，被认为是朋克音乐的先行者，也是美国的第一支朋克乐队。
]也很难理解。”
“关键是，我想逃避自己的责任，我以工作为借口来避开你。”
他说他很担心。他不奢望她做任何答复，或者她能够原谅他，甚至理解他。他只是想说清楚。他离开房间时，她什么都没说。
她看到他坐在厨房操作台旁，无精打采地盯着一个橘子，闷闷不乐，也不说话。他从她房间里出来只不过一小会儿，最多五分钟，他的自责情绪就笼罩了整个厨房。每当他情绪低落，缩在大衣里，背着背包时，她就恨不得将他的消极情绪全部赶走。他虽然活着，但已经死了，行尸走肉般。他在担心，怕自己再也不能去工作。这让他着急上火。他根本就没生病。
“你觉得我很在乎？”她问。
他从凳子上转过身。她踩着门口的滑道，穿着破烂的法兰绒T恤，光着脚，双手放在大腿上。
“你认为这么久以来我就是在等一个道歉吗？我就那么在乎你的想法或者做法？”
他把手放进自己的羽绒大衣兜里，垂头丧气，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在被自己的女儿教育。
“你道歉只不过是因为你又发病了。如果没有，你连想都不会想。哪怕从我上中学开始，你就吸毒，神志不清、浑浑噩噩，我也一样生活。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爸爸。”
说完，她转身上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