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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卡起床后洗完澡,在厨房餐桌前坐下吃麦片。她今年十七岁,左鼻孔戴着一个银环,从来不好好洗头。她看到车库门开着,很诧异。她知道,父母就在楼上。他们下楼到厨房来,一言不发,若有所思。父亲穿着臃肿的防寒服,母亲脸色苍白,神情惊慌。
“怎么了?”她问。
两人默不做声,她便心领神会。
她起身,一反常态地给了父亲一个拥抱。她从侧面搂住父亲,把头靠在他肩膀上。他抓住贝卡的小臂,亲昵地捏了捏。
“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他说。
“我百分之百地肯定。”她母亲说。
蒂姆第一次病发时,贝卡九岁。母亲开车带她进城,她被母亲一言不发、急躁驾驶的状态吓坏了。她不知道母亲为何要来校车站接她,带她去哪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桥上堵车的时候,母亲忽然转身捋了捋她的头发,一句话都没说。贝卡以为,他们会在街角接到父亲。父亲会像往常一样,穿着米色大衣,拎着公文包,腋下夹着褶皱的报纸。但是,她们却来到一座小三角花园前。花园里只有一棵孤零零的树,两个垃圾箱,一个电话亭和四五张木椅。母亲停车,打着双闪,嘱咐贝卡在车里等。母亲下车,出租车从旁边飞驰而过。贝卡看着母亲走到一张长椅前,弯腰探头。她推了推躺在椅子下面的男人,那人爬起来,向着车的方向走过来,贝卡这时才认出了他。
从那以后,她们更频繁地到处去接他,每周三次,甚至四次,都是不同的地方。贝卡不上课的时候,就陪他们去看医生,和母亲一起坐在候诊室。她和母亲走进诊室里,看到父亲坐在金属桌子上,手里拿着纸巾。她听着医生的讲述和父母的提问,自己一头雾水。他们排除了各种“不可能性”。三人你一句我一句,对话充满了疑惑和沮丧。她拉着母亲的手,站在玻璃窗外,看着父亲被送进核磁共振检测仪那可怕的通道。他们离开医院开车回家时,谁也不说话。父亲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有时候,她放学回来,没人在家,车也被开走了。她开始看电视,直到天黑。没有晚饭,她只能吃零食。许久以后,父亲叫醒睡在沙发上的她,抱她回房,盖好被子。她问父亲是不是又生病了,父亲点点头。她问父亲会不会好起来,父亲又点点头。
他开始在家歇着,不去上班。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一天下午放学后回到家,贝卡听到父母在卧室里。门半开着,她探头进去,看到母亲站着,而父亲被手铐锁在床头架上,身上穿着T恤衫和运动裤。他的胳膊伸得很直,就像被吊在墙里的铁环上。他仿佛在做学校里那种柔软体操的一个叫做空中自行车的动作,但两腿却垂得很低,而且在抽搐。床单翘起,被褥挤做一团。父亲表情痛苦,T恤衫上有明显的汗渍。她慌忙逃开了。
不一会儿,母亲下楼来。见到她,满脸惊讶中暗含着几分痛苦,好像见到的不是自己的女儿而是一个陌生人。母亲告诉她不要出声,因为父亲在睡觉。
“爸爸吸毒了吗?”
珍妮走到洗手池旁,正要拿水壶接水。“什么?”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上过关于毒品的课,还看了一段视频。”
“爸爸生病了。”珍妮边说边拧紧水龙头。
“因为吸毒?”
“不,宝贝儿,不是因为吸毒。”
“那是为什么?”
珍妮没有回答,只是把壶放在炉灶上开始烧水。她从柜子里拿出米,从冰箱里拿出肉,然后弯腰找砧板。贝卡站在一旁等母亲回答,可母亲一直蹲在橱柜前,一只手放在柜门上,一动不动,也不看她。最近没什么人关注她。母亲总是很疲惫。她总是让贝卡自己打扫房间,然后叫她到外面玩。家里从未如此安静过。落地钟的整点钟声记录着时间安静的足迹,只有在父亲睡醒时,可怕的沉寂才会被打破。
“他为什么要戴手铐?”她问。
母亲终于起身,手拿砧板,看着她:“你看到爸爸戴手铐了?”
贝卡在餐桌旁,点点头。
“爸爸不想出门,”珍妮边说边把肉放在砧板上,“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他能待在屋里。”
贝卡不想让父亲待在家里。夜里她听到父亲拼命搬重物的声音,她听到手铐摩擦的声音。父亲的咒骂声充斥着整幢房子,他喃喃低语的声音透过墙壁散开。她蹑手蹑脚地走到父母卧室门口,探头看到父亲被绑在床上,仰望天花板。他看到她在门口就呼唤她,她却跑开了。“贝卡,回来!”他说,“回来跟我说说话。”她一口气跑下楼。“贝卡!”他叫道,“请回来吧!”她却不理会。
没过多久,家里就恢复了往日的生活状态,父亲又开始去上班。几个月后,她脑海中关于父亲被绑在床上的记忆逐渐淡去。他们从不提起此事。他们谈论其他的事情。他又能来参加她的小型独奏会了。每天清早,他叫她起床,给她做早饭,为她准备好上学要用的东西。每个夜晚,他在办公室打电话跟她说晚安。这样,珍妮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晚上在家负责照顾贝卡。一切有条不紊,这是幸福家庭的相似节奏。生活又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