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春松辽局的办公大楼里，主任地质师张文昭，地质师杨继良和基准井研究队长钟其权等人的办公室，总是摆满了堆积如山的各类地质资料。成千上万个数据和一条条测量曲线构筑起埋藏在地层深处的三维空间，像无数个迷宫，诱导着地质师们常年累月地做着枯燥乏味的游戏。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地质图，挂满了四周的墙壁，每一处可能选做基准井的地方都标明了醒目的符号，大大小小的岩石标本散布在桌上和地下，松辽盆地几十亿年的地壳变迁被浓缩在他们的周围。
入夜了，城区里的万家灯火，一处处相继熄灭，地质师们的办公室却常常是亮到天明。特别是在松基三井的定位上，地质部的同行们与石油部门的意见一时还不能统一，苏联专家组的地质权威，还常常武断地进行老大哥式的蛮横指导。这些精神上的压力最让他们感到苦恼和不安，谁的方案都有一定的理论依据，谁敢站出来拍胸脯说我的方案十拿九稳，保险没问题？在图上若是标偏一毫米，实际的打井位置就要差出去一百米，那将意味着延误了早期发现大油田的机会。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抉择，它并不比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与敌人面对面的拼杀轻松多少。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英勇，黄继光扑向喷火的枪口是无畏，邱少云在烈火中不动摇是坚强，和平建设时期的运筹帷幄也同样能显露英雄本色。
1932 年出生在天津的杨继良，1953 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24 岁就提升为地质师。在他的履历中，服从祖国需要提前结束学业，深入荒山野岭，走南闯北，吃咸菜啃干粮，撇下娇妻和幼子像流浪汉一样搞勘探，只身投入到松辽盆地过家门而不入，这些公与私的考验他经历得太多了。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生命，何尝不想与妻儿老小陶醉于花前月下享受天伦之乐。然而，在为大家还是为小家的选择上，这些艰难的抉择都没让他皱过眉头。这一次松基三井的选址，却使他眉头紧锁，心如乱麻，难以下笔勾画。苦熬了几个难眠的日日20夜夜，伏在桌上反复起草了几遍布井方案，自己感到不尽人意又把它放弃。从1958 年4 月到10 月，先后5 次修改松基三井的设计方案，3 次报请石油部领导审核把关，还是感到不放心。
1958 年的10 月上旬，基准井研究队长钟其权，地质师张铁铮和地质部松辽物探大队技术负责人朱大绶等同志，再一次到黑龙江省明水县物探大队所属的地震队收集新的地震资料。了解到大同镇附近的高台子构造是一个大凹陷之中隆起的局部圈闭。他们眼前一亮，欣喜之情由然而生，这正是苦苦寻找的“凹中之隆”吗？潜意识告诉他们这一处馒头状的构造很有可能富集石油。当即决定在此处再增补几条地震测线，地质部的朱大绶同志完全同意，马上组织队伍实施。
隆隆的爆炸声，产生了穿透几千米地层的震波，无形的手抚摸到了地质构造的轮廓和边缘，接收人工地震波的仪器精确地记录下反射波的时间并自动折算出距离，仪器上跳动的笔尖倾诉着加密测线获取的新发现。
几天以后，资料整理出来了，进一步证实新发现的高台子构造是一个符合钻井要求的圈闭。深受鼓舞但又愁肠百转的地质师们，欣喜若狂，像寒风凛冽之中喝了一杯温热的桂花陈酒那么畅快。
资料带回到长春之后，经过认真研究和冷静的思考，钟其权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果敢地决定在原设计的基础上，对松基三井的定位做了移动距离不大的修改。松辽局主任地质师张文昭和杨继良地质师会审之后，最终敲定了这最难下决心的第三口基准探井井位，报请上级批准。
1958 年11 月14 日，庄严的时刻到来了，松辽局年轻的地质师杨继良授命负责起草呈报石油工业部批准的井位拟定意见书的文稿。神圣的使命，力拨千钧的寥寥数语，凝聚着多少找油人的期盼，此时此刻杨继良的心情无比激动，握笔的手随着加速的心跳微微有些颤抖，一字一句都饱含着地质师们奋斗了几个春秋所付出的心血：
“松基三井的井位已定，在大同镇西北，小西屯以东200 米，高台子以西100 米处……”
报告递上之后，便是焦急的等待。
松辽局的干部、专家和工人们渴望这第三口井能打开新的局面。辛苦了一年的找油人，面临即将到来的冬季严寒，开始了设备检修和技术培训，养精蓄锐，准备明年，在共和国建立十周年的生日之际，为祖国母亲捧起一轮鲜红的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