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无论是谦虚而严谨的查尔斯·达尔文还是“狂放的斗犬”托马斯·赫胥黎都认可一项理论：人类是从猿猴逐渐演变而来。达尔文甚至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当中以其非常罕见的自信口吻（甚至是有些傲慢的口吻）宣扬道：
“至于人类和类人猿之间的具体差异，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再行加以说明了。因为即使最有能力的批评家们也认为赫胥黎教授已经对此进行了无可争辩的系统性阐释：在每一个可见的生物学性状上，人类与高等猿类之间的差异都远小于高等猿类与同一灵长目内低等成员之间的特征差异。”
这套“由猿变人”的经典生物进化论，直到今日仍然是科学教育的重中之重。然而专业古生物学界在《物种起源》“百年诞辰”到来之际却发现了另外一种全新的可能。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阿利斯特·哈代（Sir Alister Hardy）于1960年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这名古生物学家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项足以和达尔文当年提出生物进化相媲美的观点：人类拥有的生物性躯体来自海洋！
该新兴理论认为：在四百万到八百万年前，非洲东、北部由于海平面上涨淹没了大片土地，而居住在那里的古猿为继续生存，逐步适应了水中生活，变身为属性奇特的海猿；大约四百万年后，海水退去，曾被淹没的陆地又重新显露出来，已经获得了不少海洋生物特征的海猿回到了陆地之上，逐渐演化为人类。
解剖生理学等领域提供的许多证据亦表明：相对于类人猿或是其他高级灵长目动物，人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的亲缘关系似乎更加接近。若按照达尔文和赫胥黎等人的那套逻辑，“生物性状差异小就意味着人类源于高等猿猴”，那么人类应该来自性状差异更小的海豚！生物学界目前已经总结出了许多海洋哺乳动物所特有而陆生哺乳动物却完全没有的生理学或是解剖学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涉及三大差异：
猿猴厌恶水，而人类本性亲水。人类婴儿一出生就具备天然的游泳能力，游泳甚至是孕妇妊娠期间唯一能做的安全运动。而且人类的脊柱可以弯曲，非常适宜进行水中活动。猿猴等其他灵长目动物却并不具备这种生理学结构。
人类的躯体和水生类哺乳动物一样光滑，头部却长满浓密的毛发，体内还含有厚厚的皮下脂肪。光洁无毛的身体和丰富的皮下脂肪更加适宜在较冷的海水中生活并保持体温。陆生灵长目动物却再没有任何一种亦具备如此特征。
人类无法调节其对盐分的需求；而且需要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但是“排汗”本身是浪费盐分的行为。陆生灵长目动物则完全无需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反倒拥有一套对盐摄入量进行控制与调节的生理机制。只有能生活在海洋里的哺乳动物才会像人类一样因为周围环境中拥有足够的盐分而不在乎“排汗”对盐分的浪费。就连人类在流眼泪时也会浪费体内盐分，而其他所有灵长目动物都没有流泪的生理本能。
其实，这些新学说、新证据究竟能说明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应该勇敢尝试敞开心扉，去接受潜在的诸多可能。达尔文本人治学即使再严谨公正，也防不住后人借其理论去创建新科学宗教的阴险图谋。人类究竟是从何而来，永远都像解不开的文明魔咒。马克思眼中“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创立者”培根（Francis Bacon）曾这样写道：
“否认有高级意志存在的人们其实是在诋毁人类的高贵，因为人类在肉体方面确实是与禽兽相近。如果在精神层面再不与神明相类似的话，那么人类就真的是一种卑贱的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