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哲学是种介于思考不确定事物的神学和依靠理性而排斥传统的科学之间，同时又会受到二者攻击的东西。其所考察的对象就处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即是科学不能做出解答而神学又不能满意解答的内容。其包括对以下事物的思考：世界的分类及其属性；宇宙的统一性、计划性和意义；人类的地位及其变化等等。对这些事物的思考应该划归到哲学的范围内。”
“对于这些不可解决之问题的思想探索之必要性的质疑，可以从历史和个人等两个角度回答。单就历史而言，社会环境塑造着哲学，而哲学又反过来影响环境。因而要理解一个时代的哲学必须先理解其所处时代以及民族。个人角度看，如果我们满足于科学所提供的有限的确定性的知识抑或神学的武断的定论，就会无视其他更加重要之事物或者滋生傲慢情绪。我们承受在这两种倾向之间徘徊不定而产生的疑惑是不可避免的。哲学的职责就是教导人处理这种疑惑并在其中继续生活下去。”
以上这段文字来源于伯特兰·罗素爵士的《西方哲学史》初版序言。作为一名顶尖的数学科学家与哲学家，罗素对于哲学构建科学与宗教之桥梁的理解远远地超越了其他人。在伯特兰·罗素看来，如果不能够真正理解一项内容，那么就最好不要去进行盲目批判。然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却总是习惯于批判自己并不了解的事物。某些文科出身的历史学家们酷爱抨击“科学宗教”的文化独裁；许多根本没读过《圣经》的自然科学学者嘲笑信仰论者执著坚守的宗教法则。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所爆发的那一场“科学大战”中很多学者都不禁感叹：如今自然科学家的人文素养越来越差，而那帮从未踏进过物理学或生物学实验室的宗教及人文学者却继续不懂装懂地指点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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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哪一方似乎都愈发轻视哲学能在其中起到的调和作用。对于哲学概念的高度无知竟成为了科学家和信仰论者的时代标志。北京大学曾组织出版的一套“通识教育经典名著”中就出现过极具代表性的笑话。在一本生物学著作的中文译版中竟然发生了这样的“误译”：伊曼纽尔·坎特（Immanuel Kant）！
哪怕是有一丁点儿哲学常识的知识分子也知道这个名字只应该被翻译为“康德”！如果一名科学家连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性批判者都不知道，却整天在社会上高声叫喊着“要通过科学理性破除宗教迷信”，岂不是开天大的国际玩笑！更加讽刺的地方在于：北京大学竟然声称这套作品为“通识教育经典名著”……
不过真正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哪位生物学学者翻译了这部作品；反而在于为什么类似笑话在当代主流学术界内层出不穷？假如自然科学家能够稍微放低高傲的心态去阅读一些哲学甚或是宗教，倘若社会科学学者能够真正理解什么叫做“知难而进”，于是乎尝试研究和接触一些历史意义上的科学成就，那么我们今天的科学甚至是文明体系是否会出现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