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11月24日，英国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正式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著作《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在这部作品里，达尔文通过大量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化石证据“尖锐地指出”：所谓的造物主其实是残酷的自然选择及物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所经历的变异。该理论直指基督教所矢志宣扬的“创世纪”神话，将维多利亚时期所开展的“自然哲学与宗教之战”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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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本在当时售价高达约十五先令的超级畅销书并没有讨论人类的起源，虽然大多数所谓的“专业生物学工作者”都近乎习惯性地这样认为。《物种起源》其实是达尔文的一次“试水”。这位谨慎甚至是有些怯懦的博物学家期待自己的作品能激发更多年轻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使他们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地面对生命的真相”。
《物种起源》在商业销售上所取得的成功鼓舞了达尔文。12年之后，即在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人类之起源的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而在当时，欧洲主流学术界已经基本认可了进化论思想。日内瓦研究院院长卡尔·沃格特（Karl C. Vogt）甚至还在一次著名学术演讲中公开表示：
“当下欧洲，恐怕已无一人仍主张物种是独立创造的了。”
而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这本书的“绪论篇”（Exordium）中便开门见山地谈到他写作这本书的三大考察：一、人类是否像每一个其他物种那样是由某一既定存在的原始物种类型一步步遗传下来；二、人类发展的进化模式；三、所谓不同人类种族彼此间差异的生物学价值。他还不失严肃而又饱含谦虚地解释说：
“我曾着眼于两个明确目的：第一个目的在于阐明物种不是被创造的；第二个目的在于阐明自然选择是生物变化的主要动因——虽然这大部分借助于习性的遗传效果并且小部分取决于环境条件的直接作用。然而在过去我未能消除我以往信念的影响。当然这几乎是种普遍的观念，即各个物种都是有目的地被创造出来。这就会导致我不假思索地假定，构造生物体的每一渺小细微之处，退化器官之残迹除外，都具有某种特别的却仍然未被认识的用途。一个人如果在头脑中有此一类设想，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自然选择——无论是现在还是在过去所起的作用夸大。有些承认进化论但是又否定自然选择的学术人士在批评我的作品时似乎忘记了我曾着眼的这两项目的。基于此，如果本人在给予自然选择以巨大力量方面犯下了错误——这点我完全不能认同，或是本人夸大了自然界的力量——这一点就其本身来说确实是存在着可能，那么我希望，至少我在帮助推翻物种被分别创造的封建教条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
没想到，达尔文这种极其谦虚而严谨的生物学治学风格被其拥护者所败坏。其中公认表现最激进的自然哲学代表就是“斗犬”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这位坚定信仰机械唯物主义的生物学家一开口便如此之“狂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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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只是机械性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是浮现在万物汪洋上的一堆泡沫；无论从其质量等级还是延续时间来看都是如此之渺小；只是宇宙机械运动的副产品而已。人类或多或少融入了这座机械性的有机整体，否则就将被其压垮。但是，这台大机器对于人类没有任何特殊照顾，如同对待其他存在个体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