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走！”爸爸狠狠地捶了下桌子，震得碗盘咯咯作响。妈妈被吓得一哆嗦。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邻居们都羡慕我爸爸的商业头脑。他实现了每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有每个从世界各地来上海淘金的洋人的梦想。他白手起家，最终为自己和家人赢得了一席之地。我出生前，爸爸在广东经营黄包车行，不过，那时他还不是老板，只是个转包商。他以每天七角钱的价格从老板那里租来黄包车，再把车子以每天九角钱的价格转租给一个更小的承包人，那个承包人又以每天一元的价格把车子租给黄包车夫。他赚到钱后，我们举家搬到上海，他开了自己的黄包车行。他常说：“上海机会多。”不止爸爸，这上海城中怕有一百万人都会这么说。爸爸从不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发迹的，抑或他是怎么赢得这些机会的；我也没有勇气去问。每个人都深知——即便是家庭成员之间也如此：最好不要探询一个人的过去，因为每个生活在上海的人不是来这里躲避什么，就是要隐藏什么。
梅对这些都毫无兴趣。我看着她的脸，对她的想法心知肚明，“我可不想听你说你不喜欢我们的发型。我可不想听你说我们不该露出光胳膊和一大截腿。不，我们不想找稳定的全职工作。你是我爸爸，可你啰里啰唆，这么窝囊，我可不想听你的。”不过，梅可不会说出来。她歪着头，低低地看着父亲，被她这么一看，父亲立马软掉了。这一招是梅蹒跚学步时学会的，现在被她用得十分娴熟。她就是这样，轻轻松松，慵慵懒懒，却让每个人都无法招架。梅的嘴角漾起一丝笑意。她轻拍着爸爸的肩膀，爸爸的目光落到梅的手指甲上——我俩都用凤仙花瓣染了红指甲。要知道，抚摸，即使家人间的抚摸，虽非明令禁止，却显然不合规矩。在有教养的家庭里，家人之间既不亲吻，不拥抱，也不会深情地抚摸。梅太清楚她这么做会带来什么后果了，于是，趁着爸爸一愣神的瞬间，她转身跑开了，我紧跟了上去。我们跑了没几步，就听爸爸叫道：“不要走！”
但是跟往常一样，梅笑着回答：“今晚我们有事。不用等我们。”
我跟着梅上了楼。爸爸、妈妈还在那里唠叨着，他俩的声音交错起伏，像首刺耳的歌。妈妈像唱歌一样念叨着：“你们这些男人，真可怜”，“我得买鞋了”,“我想添件新衣服”，“你给我们买戏票了吗？”而爸爸的声音像低音乐器般低沉，“回来！你们快回来！我有话跟你们说。”梅充耳不闻，我也想学学梅，不理父母的唠叨和坚持，但不论在这点上，还是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天差地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