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聚少离多 情意更浓
1957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递相思之苦。1964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相思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鼓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1966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着。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当然，随着遭到家庭变故，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
门当户对定终身
我和章含之随着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1952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1953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至1993年因病退休。1953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标志。1952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1953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先生与奚贞夫人。章老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况。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三岁到上海，五岁上小学，初中、高中都在上海受教育……"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之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巧合的是，我那位曾在四明银行任董事长的表舅吴启鼎，原来是章老在重庆时相熟的牌友。章老认为章洪两家既门当户对，又知根知底，这门亲事他同意了。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得到了众亲友的祝福。
1953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着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做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