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主动写信追求
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复信。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复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爱慕她的人，但她对我一人情有独钟。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年龄相若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
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约会。多数是我进城约她出来见面，找一个她喜欢的地方游玩、谈心。晚上我便在城里寄宿在同学家中。有时我约她到燕京大学玩。1950年从燕大到城里，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车，所以她来一次便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谈心。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记得当时她介绍我看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和我讨论过徐的小说《风萧萧》。我觉得她虽是中学生，但文学修养比我好，写的信也充满感情，有文采。对她这方面我很欣赏。
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坠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光。
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章含之是我的女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等了八个年头。八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倒是章曾经动摇，闹过分手的风波。
两地书鱼雁传情
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1951年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一年的土改生活给我极大的震撼、极深刻的教育。燕京大学的同学大部分出身于富裕家庭，在城市长大，根本不知道农村的贫苦农民穷到什么程度。参加土改后我们经历了无数的生平第一次：第一次与贫雇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次明白谁养活谁的道理，并以此进行阶级教育，启发农民的觉悟；第一次发动群众斗地主；第一次分享农民分到土地的喜悦；第一次在农村建党、建团、建立政权……经过一年多土改的教育，我们绝大部分同学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与家庭划清界限，努力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改造成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衣着上，男同学脱下了西装革履，女同学脱下了旗袍、裙子，男女同学一律换上青灰色的人民装。也有个别人甚至表现出思想激进，"左"倾幼稚。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每当我接到章的情书我立即回复，白天土改工作繁忙，晚上我常在油灯下伏案写信。我将自己在土改中点点滴滴的思想进步和亲身感受，通过书信传递给章。总之，从1950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我俩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