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掏出记事本说,“我需要你们说明萝西离开时的情形,从她走的前一天开始,请描述得越详细越好。”
与所有孩子走失的家庭一样,一切往事都牢记在他们心里——曾经有一个男的死于吸毒过量,他母亲拿儿子当天早上喝水用的杯子给我看。那一天是降临节,星期日,早晨寒气逼人,天空灰白一片,呼出来的空气像雾一样浮着。
萝西前一天晚上很早回家,因此和家人一起参加早上九点的弥撒。如果她周六玩得很晚,就会睡到中午才去参加礼拜。回家之后,他们炸了点东西当早餐。那年头要是在弥撒之前吃饭,下回就得向神父告解个没完。萝西从后院拿衣服进来烫,她母亲洗碗盘,两人讨论什么时候该买圣诞晚餐要吃的火腿。听到这里,想到她冷静讨论一顿她不打算吃的晚餐,心里其实想着与我共度两人圣诞,让我不禁屏息。
接近中午,姐妹俩走到新街去接奶奶来吃周日大餐,之后全家看了一会儿电视。戴利家比我们这些老粗高出一截,这就又是一个例子:他们有自己的电视。反向观察有钱人家很有意思,许多细微的差异我几乎都忘了,这会儿却又重新发现。
那天剩下的时间并没有什么特别,女孩送奶奶回家,诺拉去找她的同伴玩,萝西回房间读书,也许是打包行李和写字条,也可能坐在床边不停深呼吸。之后是下午茶、继续做家务、看电视,还有教诺拉写数学作业。
那一整天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萝西心怀计谋。
“天使,”戴利太太黯然说道,“一整个星期,她就像天使一样,我早该看出来的。”
诺拉十点半左右上床,其他人十一点过后。萝西和她老爸第二天一早还得工作。姐妹俩共用后面的卧房,父母亲睡另一间。戴利家没有沙发床。
诺拉记得听见萝西换睡衣的窸窣声,还有她上床前说的一句“晚安”,之后就印象全无了。她没听见萝西下床,也没听见她换衣服、溜出房间走出公寓。
“我睡得像个死人似的,那几年,”诺拉语带反驳,仿佛这些年承受了许多责难,“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你也知道青少年是什么样子……”第二天早上,戴利太太去喊女儿起床时,萝西已经不见了。
他们起初并不担心,和马路对面的我家差不多。我认为戴利先生对于现代年轻人毫不体贴颇有微词,但他也仅是如此而已。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都柏林安全得跟家里一样。他们以为萝西有事提早出门,为了女孩子才有的神秘理由去和其他女孩见面。就在萝西刚刚错过早餐之后,莎娜西家的两个男孩和贝利·荷恩带着字条出现了。
大冷天的星期一清晨,他们三个一早跑到十六号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我敢说不是大麻,就是黄色书刊。那里藏了两三本珍贵的杂志让大家轮流分享,是一年前某人的表哥去英国弄回来的。总之,事情就是那时暴露的。戴利家的说法没有凯文的生动,他们描述期间,凯文瞄了我一两眼,但大致内容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