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朝手提箱努了努下巴:“手提箱放在哪里?”
“女孩的房间,”戴利太太捣着脸说,“萝西拿来放她多余的衣服和旧玩具之类的,我们那时还没有壁橱,没有人有——”
“你们回想一下,有谁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到箱子是什么时候?”
没有人记得。诺拉说:“可能是好几个月前,萝西将手提箱放在她床底下,只有她把箱子拖出来拿东西的时候我才会看到它。”
“箱子里的东西呢?你们还记得最后一次看到萝西使用箱里的东西是什么时候?例如放那些录音带,或是穿那些衣服。”
一片沉默。接着,诺拉突然脊背一直,音调拉高一截说:“随身听。我星期四看到,就在她离开三天前。我放学回家会从她床头柜拿出那台随身听,放她的录音带,直到她下班回来。要是被她抓到,她会拍我耳朵,不过还是很值得。最好听的音乐都在她的……”
“你非常肯定是星期四看到的,为什么?”
“因为我是那天向她借的。每周四和周五,萝西会和伊美达·提尼一起走路上下班——你还记得伊美达吗?她在工厂做缝纫,和萝西一样——因此不用随身听。其他几天,伊美达和萝西不同班,萝西自己走路去,所以会带着随身听。”
戴利先生漠然地说:“她当然记得,因为萝西跑掉之后,我隔了很久才允许诺拉出去闲晃。我们管得太松,结果失去一个女儿,我可不想冒险失去第二个。”
“有道理,”我点头同意,仿佛这么做再正常也不过。“星期四下午之后,你们都不记得再看到箱子里的东西了?”
全部摇头。假如萝西星期四下午还没打包,那要亲自去藏手提箱就有点难度了,尤其她老爸又像只杜宾犬。虽然差别不大,但有人替她藏匿箱子的几率似乎越来越高。
我问:“你们有没有察觉谁在她身边出没,会去骚扰她的?有谁让你们担心的?”
戴利先生的眼神说:除了你还有谁?但他没有讲出口,而是平平地说:“我要是发现有谁骚扰她,早就处理了。”
“有和谁起过争执或闹出问题吗?”
“她没跟我们说过。这种事,你应该比我们清楚。谁不晓得那个年纪的女孩子对父母亲向来三缄其口。”
我说:“最后一件事,”接着伸手从外套捞出一叠大小刚好装得下快照的封套,递了三封给他们:“你们有谁认得这个女人吗?”
戴利一家瞪大眼睛,但没有“啊”的反应,或许因为相片里的女人是内布拉斯加州的高中代数老师,而相片是我从网上下载的。我到哪里都带着菲菲(相片里的女人),相片白边很宽,不用小心翼翼捏着边缘,加上她是地球上容貌最模糊的人,让人非得仔细看(或许还得用上拇指与食指)才能确定不认识她。我一直没给菲菲一个确定的身份,而她今天要帮我查出戴利一家是不是碰过那只手提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