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墓葬盛行坟包起
中国墓葬，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的下室葬地，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的南北两处的公共墓地；从氏族公社母系、父系社会葬式的嬗变，到被称为“东方文明曙光”的红山文化遗存，大规模制度严明的石冢出现，华夏远古的先民们在创造华夏文明的同时，也在谱写着中国墓葬文化史。
中国墓葬的起源与发展，是随着当时人们对生命终结思维方式变化而变化的。许多人认为，最初的墓葬，是出于先民们的灵魂不死观念而产生。在以土葬为主流的古代中国，坟墓便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所以古人云：入土为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其生前是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是过着屋无片瓦、地无三分的贫苦生活，喧闹都是一生的主题。正是基于在世时的浮华，在地下世界得到安息和宁静，便成为人类的一个梦想。那些生前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除了梦想在地下世界安息，还想继续过那种骄奢淫逸、钟鸣鼎食的人间生活，建造气派的陵墓与豪华宽敞的地宫，就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事实上，生前美好的心愿和布置的如意算盘，死后并不总能如愿，有时恰恰相反。“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为这一梦想和行为做了历史性注脚。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原始人类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不得已将其吃掉，这可称为“腹葬”；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这可称为“野葬”。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那样：“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实际上“腹葬”和“野葬”都算不上丧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但当时墓而不坟，且无任何标记。
在中国，墓葬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世代。这一时期，还处于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旧石器时代，但那时的人们便将死去的同伴埋藏在洞中，并在尸体的周围洒上赤铁矿粉，以表达对死者的哀思。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墓葬，而那殷红的赤铁矿粉，则是人类最早、最朴素的随葬品。
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了，只是迁居，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因而，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
众所周知，商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是至今唯一可以证明的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朝代。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
商王陵墓区中的墓葬多经历代盗掘。王陵的浩大规模以及零星精美随葬品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葬事的豪华。
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是甲骨文发现100年以来、殷墟考古发掘70年来所发现的唯一一座尚未经历盗掘的王室贵族墓，也是迄今唯一能与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的一座商代王室贵族墓。该墓五米多长，约四米宽，七米多深，墓上建有被甲骨卜辞称为“母辛宗”的享堂。据说享堂原是商王武丁为祭祀妻子妇好而修建的宗庙建筑，尊其庙号为“辛”。
墓主妇好，就是乙辛周祭卜辞中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bǐ）辛。殷墟5号墓中出土随葬器物的数量、品种以及有铭文的青铜器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司母辛”组铜器数量虽然有限，但是非常重要，例如其中的两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司母戊”大鼎。两件四足觥的形制也极其别致罕见。此外，还出土石雕卧牛1件，上有“司辛”两字，可能是“司母辛”的省文。墓中出土器物共1 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种类器形齐全，几乎包括了以往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品种，制作精致，纹饰华美，造型凝重。随葬玉器755件，工艺水平极高。又有绿晶、绿松石、孔雀石和玛瑙珠47件，水晶制品2件，珍贵的象牙雕刻品等，显示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奢贵。
妇好虽然是王室贵族，但是与商王还是有地位尊卑高下的差异。
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安阳的商王陵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 800平方米；高级贵族的墓，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其形式有亚字形墓，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有甲字形墓，即南面留一条墓道。中等贵族的墓，无墓道，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不足10平方米；平民墓室面积仅2～4平方米。统治者的墓葬，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并殉葬大量的人、畜。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腰坑”，以殉葬人、畜和随葬器物；在墓上建房屋，以供祭祀，称为“享堂”。《礼记·檀弓上》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围，殷人棺、椁。殷代的大墓中，多有棺、椁。棺上一般涂红、黄漆一至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
西周时，是中国丧葬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经商民族更讲礼制，更重伦理。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据《周礼》载，当时专门设有“冢人”，专司王室贵族的“公墓”。他根据贵族的班辈、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享堂的标准和植树数目；又设“墓大夫”，掌管平民的墓葬。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在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地面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标志。正如《礼记·檀弓上》所言：“古也墓而不坟。”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也无树木或标志的。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封树”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封树的形成无疑为墓葬增添了许多庄重，它明确地指明了墓葬的位置、等级，甚至还有随葬品的多少和价值，当然，这无形中便给盗墓者传达了信息。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出现在战国中晚期。
到了秦汉时期，除了土坑墓外，石室墓和砖室墓逐渐流行起来，墓葬的形制也趋于多样化。这就逐渐进入第二个厚葬高潮。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自然是穷奢极欲，一般庶民百姓也大有讲究，新型墓葬不断涌现。秦始皇陵堪称“超级天子大墓”。它的地宫设施与地面设施一样，墓内地低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陵区现发现的陪葬坑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3万多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墓葬的随葬品却日渐统一，形成一种固定的随葬模式。秦汉时期是随葬俑的完善时期，特别是兵马俑的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汉代之后，墓葬的形制逐渐统一，规模较高的墓葬一般都有长长的斜坡，斜坡的两侧、墓室的内壁都绘有色彩缤纷的壁画，题材十分广泛，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到墓主经历、家庭生活、劳动生产等都有涉及。长期以来杀人殉葬、以人祭祀的习俗，至汉代基本被废止。在随葬品中，过去杀殉奴婢的习俗被木俑、陶俑取代；真车马被木陶模型代之；青铜器为主改为陶、漆器为主；出现了大量的陶质物器，如仓、灶、井、猪圈、田地、楼阁等。汉代的皇帝，即位一年后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其耗费之巨，难以想象。
西汉的11个帝陵较为集中，有9个在今咸阳塬上，另外，汉文帝的霸陵在西安市东郊的霸陵塬上，杜陵在今西安市南郊的杜陵塬上。除霸陵因薄葬而“因山为藏”外，其余皆有高大的土堆。皇帝与皇后合葬也是有规定的。他们合葬后，虽然同茔，但不同陵。皇帝陵在西，皇后陵在东。当时的陵园之旁，建有寝殿。寝殿内建有东西阶厢、神座等，陈列着墓主人的衣冠几杖等日常用品；宫人必须像主人生前那样，每天准时整理被枕，准备用水，摆设梳妆具等。西汉诸陵还有一个特点，一般在帝陵之东建有高级官吏、宠臣的陪葬墓地。众多陪葬者，每人一个大坟丘，整个陵区星罗棋布。晋代张载《七哀诗》中写道：“北芒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陵区的分布情况。
为了象征死者对墓地拥有所有权，东汉墓葬中，开始流行“买地券”。随着货币经济的冲击，一些地区的随葬品中还出现了“摇钱树”。在墓形上，出现了记载死者姓氏、埋葬年月、埋葬者的易于识别的墓碑；出现了表明死者身份、等级并使冢墓更像官府的墓阙；出现了列于墓前，用于昭示祥瑞的石兽。墓中常见一种镇墓文字，或写于陶瓶、铅券之上，或石刻、砖刻于墓内。其内容包括纪年月日，以天帝使者的名义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给活人除殃免祸，为死者解迫谢罪。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多随葬铅人，据说是为了代替死者在阴间服役。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厚葬再一次演变为薄葬。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道教主张薄葬，佛教崇尚火葬，亦是薄葬，其影响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势力进入中原，其主张薄葬也有不小的影响。多种原因，促成了薄葬风气的流行。三国时期，有识之士率先带头施行。魏文帝曹丕，依山为陵，无寝殿、园邑、神道。魏晋时的豪族世家，生前奢靡极欲，但死后也实行相对的薄葬。但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却未因墓葬形制的简化而有所减少。魏晋时期的大型墓中除了贵重的金属器，还有代表当时手工业巅峰之作的瓷器。
南北朝时，为了让墓室更像现实的府第院落，普遍加长墓道，顶部开天井，一个天井象征一重院落，又在室内砌棺床、台桌等。还出现了放在墓内，主要用于记载死者生平的墓志和用于避邪的陶质“镇墓兽”。这一时期，陵制多聚族而葬，家庭墓进一步取代了氏族墓地。此后，帝陵的基本类型都是承接前代而建。
唐陵有“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陵园的平面布局仿长安城，墓室则仿皇帝内宫。帝陵的陪陵制度在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昭陵，其陪陵墓已确定的有167座。
在唐以后的法律中，多有丧葬坟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人们一看坟墓的大小高低，便可知埋葬者的官位品级。
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南北朝的“潜葬”之制相比，唐陵平面布局更有它自己的特色。它是仿唐长安的建制设计的。陵寝高居于陵园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以拟皇宫苑。其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方形小城，城周有四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南面为正门。唐皇帝死后，选择陵地只考虑风水龙脉，不统一规划。唐陵前均有大型石刻，如唐高祖献陵有石虎、石犀和华表，昭陵有“昭陵六骏”石刻和石翁仲等。
经过奢华至极的唐代，中国墓葬开始了简化的进程，宋元明清各代的墓葬不再像当年珍珠满藏，渐渐地，墓葬成了铜钱和日常用具的世界。
北宋、南宋时代，由于政治孱弱，其皇陵规模较小，亦无突出之处，而且多遭浩劫。陆游《南宋杂事诗》云：“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注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读罢，不禁令人唏嘘。
真正标志着中国帝王陵寝制度步入成熟阶段的布局风格是明陵。明陵在形状上由方形变为圆形，采取宝城宝顶、方城明楼的形式，不仅显示了帝王陵寝的庄严与威仪，也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水平；更加注重棺椁的密封与防腐；朝拜祭祀仪式更为隆重和完整，而且出现了规模宏大、豪华奢侈的陵园建筑群。陵园正门有巍峨壮观的牌楼，过了牌楼，由南向北沿神道中轴线形成了三大砖木结构建筑群：第一部分为碑亭、神厨、神库等；第二部分为祭殿和配殿；第三部分为宝城、明楼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便是被誉为“地下宫殿”的明神宗定陵玄宫，该陵墓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其气象之宏丽，世所罕见。
清陵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陵位于河北遵化马兰峪；清西陵位于河北易县梁各庄。清陵继承了明陵宏伟壮丽的特点，而且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