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早期，墓中随葬品主要是死者生前喜欢和使用过的物品，包括陶器皿，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等。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墓葬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如在大汶口文化晚期10号墓中，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的陶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王和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青铜器、玉石器、漆木器、骨角器等。商代还流行人殉制度。人殉是用活人来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人殉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从战国开始，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做是人殉的替代。
从西汉中期以后，随葬品中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做的陶质明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模型。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随葬品主要是陶瓷器皿、陶制模型、陶俑和镇墓兽。隋唐五代时期，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陶俑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宋至明代，随葬品以实用物品和珍宝为主，包括陶瓷器、金银器和玉器等。
■ 坟墓雏形为封土
大约从殷末周初，在墓上开始出现了封土坟头。春秋战国以后，坟头封土越来越大，形状好似山丘。特别是帝王陵墓的封土，工程大，发展变化明显。
封土，即俗称的坟头。《礼记·檀弓上》郑玄注中说：“土之高者曰坟。”在墓穴的上面培土垒坟、种树，大约是从春秋前后开始的，据《史记》、《汉书》、《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东周以前的墓葬是没有封土的。
古人自从迷信灵魂以后，凡事都要先向祖先祈祷，在庙堂祷告总不如直接到墓前祷告好，为了更方便地辨认出祖先墓穴的位置，他们就在墓穴的上面垒坟或种树为标志。《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垒坟和种树的作用。孔子是春秋时人，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孔子成人后，想去祭祀父亲时，却找不到墓地，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费尽工夫才找到了。孔子是一个很“重礼”的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经常方便地前来祭祀、悼念祖先，于是他就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孔子说：“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在墓穴的上面垒坟可能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引用这段故事作为封土的起源，还是比较合理的。
在墓穴的表面垒坟种树，开始是为了辨识墓穴的位置，方便祭祀，但后来就变成了显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周礼》记载：“以爵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就是说，按照官位的等级来定坟头的大小高度和种植树木的种类、数量。《白虎通·崩薨（hōnɡ）》明白地说明了封土的高度和植树的种类：“天子坟高三仞（周代一仞为八尺；西汉为七尺；东汉为五尺六寸），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一种落叶乔木，又叫灯笼树）；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虽然如此，敢于奢侈逾制者也大有人在，如东汉明帝时，桑民枞阳侯因坟冢“过制”就被处以“髡（kūn）削”（剃光头）之刑。
随着墓葬封土的普及与发展，封土堆逐渐变得高大起来，形状好似山丘，因此墓葬的名称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各类墓葬统称为“墓”，到了战国时出现了“陵”、“冢”、“坟”、“丘”等多种名称。“陵”的原意是高大的土山，这时用作了帝王墓葬的专用词，“冢”和“丘”也都指高起如山的土堆，《方言》说：“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周记·冢宰》说：“山顶曰冢。”用“丘”来做墓葬名称的有春秋时吴国国君阖闾的虎丘，战国时赵武灵王的灵丘，楚昭王的昭丘。历史上最早将坟墓称“陵”的是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的国君赵绁（xiè）（前349~前326年在位）。《史记·赵世家》记载：“（肃侯）十五年（前339年），起寿陵。”
帝王陵的封土，主要有三种形式：
垒土为陵。它是早期帝王陵墓封土的一种，叫做方上，就是在帝王的墓穴之上用层夯筑，使它成为一个上小下大的方锥体，就像倒扣着的一个斗。因为它的上部是方形平顶，没有尖部，所以叫“方上”，也称“覆斗”。如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就是迄今为止封土最大的一座垒土陵墓，它高115米，南北长350米，东西宽345米，顶部东西长24米，南北长10米，看上去像一座小山，它的形式就是方上。汉代帝王陵墓的封土也都是方上形式，现在在陕西西安附近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方上帝王坟头。汉代封土的等级不仅表现在封土的高低大小上，同时还表现在封土的形状上。皇帝的陵墓封土为正方形或长方形覆斗式。高级贵族和大官僚的封土多呈正方形。封土以方形为贵。
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山的丘峰作为陵墓的坟头。秦始皇陵是用了38年的时间建造的，动用劳动力最多时达70万人，当时，秦国人口有2 000万，劳动力只有400万，这就是说，有六分之一的劳动力每年要从事建陵工作。像秦始皇陵这样大的封土（秦始皇陵的封土体积达11 241 375立方米），用工之多（仅土方工程就用了170 130 000多万个工日）、工程之大，不是一般的帝王所能办到的，而且高土垒筑也不安全，容易被盗掘，于是就出现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如唐代帝王陵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这种形式。安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就选择了长安西北礼泉县海拔1 188米的九嵕（zōnɡ）山为坟，凿山建造。据说这一葬法是长孙皇后提出的，她在临终前对李世民说：“为了节俭，要薄葬。请因山而葬，无需起坟。”这实际上是李世民自己的主张，借长孙皇后之名提出的，他在为长孙皇后撰写的碑文上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虽说是如此，实际上李世民并非薄葬，而是非常的厚葬。以山为陵，不过是利用人工难以造成的山岳雄伟的气势，以体现帝王气魄宏大，而且还可以达到防止盗掘的目的。从唐代帝王以山为陵的方式来看，唐代帝王陵墓的雄伟气势，连秦始皇硕大的封土也难相比。至于防止盗掘，唐太宗的昭陵却没有做到，唐亡时被军阀温韬所掘。而高宗武后合葬的乾陵至今没有被开掘过，这与山石坚固、巨石铅水封固是有很大关系的。其实，这种以山为陵的方式，也不是从唐代开始的，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如陕西西安白鹿原上西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河北保定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等，就是开山凿洞建成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只不过没有唐代帝王的雄伟宏大罢了。
宝城宝顶。自秦汉时期帝王陵盛行的方上形封土，一直延续到宋代。但是经过唐代的以山为陵后，帝王们对方上和以山为陵的形式有所触动，因为方上形土丘的尖棱很容易被雨刷风蚀，成为圆钝，山形也很难如方形。因此在唐末五代时期不少的帝王陵封土出现了圆形（即馒头形）。如南京五代时南唐李昪、李璟两个帝王的钦陵和顺陵，四川成都前蜀王王建的永陵，都采用了圆形封土。王建墓为了保护封土的流失，在封土的脚下还砌筑了条石基础，这种形式在以后的一般墓葬坟头上也被广泛采用。
北宋时的帝王陵墓虽然又恢复了秦汉旧制的方上坟头（宋时称陵台），但是规模已经小得多了，并且发展为重层方上的形式，如山东曲阜宋代建筑的少昊陵全部是用石板砌成的方上形式，与埃及的金字塔如同一辙，可谓巧合。到了元代，却又回到了远古时期墓而不坟的古制上去了，地面上没有任何封土标志，直到现在，元代帝王陵墓只知记载在起辇谷，确切位置至今没有找到。从明清时期起，帝王陵的封土完全改变了方上之制，两个朝代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封土都采用了宝城宝顶的形式。这种建筑形式是在墓穴上面砌筑一个高大的砖城，然后在砖城内填土，使土高出城墙形成一个圆顶，在城墙上面设置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这种城墙就叫做“宝城”，高出城墙的圆顶叫做“宝顶”。宝城的形式有圆形和长圆形两种，明朝帝王陵一般为圆形，清朝帝王陵多采用长圆形。在宝城的前面还有一个向前突出的方形城台，台上建一个方形明楼，叫做“方城明楼”，楼内竖立着死者的谥号碑，方城明楼是和宝城、宝顶一起联体建筑的。这种宝城、宝顶和方城明楼构成的坟头，在建筑构造上比以前的方上复杂多了，它不仅突出了陵墓的庄严气氛，也增加了建筑的艺术性，明清时期的陵墓封土算是达到了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