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一定难成大事，而权大也容易引发不测。曾国藩对此颇有体会，所以，他认为权大了可以让权，但是无权的话就一定要去争取。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直言不讳地去索要权力，他的要权术是有一定技巧的，这也是曾国藩独有的一门技巧。
筹集粮饷是行军打仗的主要事务，握有筹饷实权的督抚之职，朝廷是不会轻易授人的。在曾国藩以籍侍郎身份带兵的时候，他只有兵权，却没有筹饷之权，他在湖南、江西遭到窘境的时候，就是因为粮饷问题才受制于人的。
可见，权力在某些时候还是很重要的，没有了权力，即使有再大的实力，也会有很多办不成的事情。
但是，要权也是有一定的技术性的，最重要的就是要选好时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到实权，才能富有效果和艺术性。而曾国藩后期的大有所成和他对要权时机的把握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逝，为此，曾国藩上奏欲回家服丧。按照当时的规定，应该待朝廷下旨准可后方可行动，但是曾国藩却没有按规矩办事，他还没有得到清廷的批准就回籍奔丧去了。但是，迫于湘军是清廷的支柱，所以清廷没有追究曾国藩。反而还赏给他三个月的守孝期，并赐予几百两黄金作为治丧费，还命他守孝结束后仍回江西军营。
然而曾国藩并不想要这些没有意义的抚慰和虚荣，他真正想要的是实权。所以，他在《谢恩折》上说道“欲陈情而悚息”，并请求开缺守制。
其实，曾国藩是想借此引起清廷的重视，从而得到军权。
在守孝期限已过的时候，曾国藩也没有动身回营，为此，咸丰皇帝一再地敦促他重返前线领兵作战，而他却上书道：“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
他还提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以谋取督抚之职。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乘机表示自己要在家中终身守制，有意向朝廷请辞了兵部侍郎一职。
为此，咸丰皇帝非常恼怒，便真的削其职、收其兵，并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变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
此次要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战局形势的好转。本是要权，反被削职，曾国藩为此很无奈。他为此事愤愤不平，但经过终日反思之后。他还是决定以大局为重。但他还是迫切希望能重回战场、重掌湘军。
咸丰十年，李秀成攻克苏州。清廷又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的水陆军皆由曾国藩管制，杨岳斌、彭玉麟统率的湘军水师也归还于他，力求夺回江南。
刚开始要权的时候失败了，就是因为曾国藩没有选对时机，因为当时的咸丰时时收到前线的捷报。而后来，时机来了，石达开攻克常山、李秀成攻克了苏州，这使得清廷不得不把曾国藩想要的大权交给他。
所以，这场与朝廷的要权争斗，还是曾国藩胜利了。
曾国藩之所以一次次地向清廷要权，也是有自己的把握的，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胡乱之举，这就是曾国藩要权的巧妙之处，当然，最后由于不利的局势给了他机会，这也是成就其要权大策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