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朝的重臣的曾国藩，他不可能跟普通人一样，平日里只面对日常的琐屑小事，他每天要日里万机的处理政务，常常涉及国家外交等大事。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曾国藩表现出自己巧遇应变的为官术。
曾国藩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主张“大事苦争，小事放松”。他在日记中写道：“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持力争。若小事处处竞争，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
总的来说，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问，应当在“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中，这就形成了他在处理问题上既有坚持抗争的一面，又有妥协退让的另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太平军还没有镇压下去，这时的清政府面临着内外的双重压力，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向洋人摇尾乞怜，渐渐形成了“中外和好”的局面。
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曾国藩开始思考“御外”的问题。他的基本设想是：如果要抵抗外国侵略者，以图富国强兵，起码要一二十年的时间，否则很难奏效。但是任务艰巨，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把这个问题放起来等后人解决，恐怕就没有自立自强的日子了。为了争取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之后，他特别强调“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原则，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
他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
在中国出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负责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就表现了“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立场。
1861年8月，在曾国藩向朝廷上的一个奏疏上。明确提出购置外国船炮，用精锐武器装备水师，并由清军将领主办此事。他特别提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有的船只“可以酌留外洋三四人，领其习枪司火”。
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控制的侵华工具。
闻知此事，曾国藩勃然大怒。经过深思熟虑，本着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
上策是给洋兵“赶即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至于所费一百多万两银子，要尽数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要，”应以维护主权为重。
下策是于所购七船只“酌拨数船，与阿思本统领，配用洋兵。拨数船与蔡国祥统领，配用华兵”。
在曾国藩的“苦争”和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肥缺，阿思本也没能成为满清的水师提督，结果以曾国藩的胜利而告结束。在维护主权的方面，曾国藩打了一个胜仗，这让满朝文武都钦佩不已，连皇上也亲自到曾府嘉奖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