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把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比做水和舟的关系。民心的向背和得失可以决定一个朝代统治集团的兴亡更迭。
为官期间，曾国藩体恤爱民，亲自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赋。他认为：国家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民心涣散，一个国家如果成了一盘散沙，提不起放不下，那就会任人欺凌摆布。
1851年12月28日，曾国藩对人民的疾苦向咸丰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其中提到了三个造成人民疾苦的主要原因：一是银价太高，钱粮难交。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以安生。三是冤案太多，百姓申冤难。
曾国藩认为，养民是为民，做官也是为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让人深恶痛绝的事情。为民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而是要全身心的投入，真心实意的去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曾国藩的家书中也屡次提及“爱民”，他曾语重一心长地对沅弟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要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到。而寸心总未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还提到：“无论是与士兵还是与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与官民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至于说到曾国藩爱民的原因，有为统治阶级笼络人心的一面，更有为自己政治前途着想的原因。理所当然，他的体恤爱民为他换来了“好官”的称号和更高的“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