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治家一直把个人修养和政治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结出了许多经验教训。其中有一类专论为官规范的著作，也就是为官之道，称为“官箴”。官箴中包括的内容很多，但“清”“慎”“勤”三字被公推为做官第一箴言。
古代读书人要想成为好官，三者缺一不可，而在三箴中，“清廉”又均被列于首位。“清廉”不仅是儒家最重视的官吏德行，也是儒家十分强调的重要政治道德，尤其是对官吏的道德要求。
曾国藩自然对清廉为官之道深有了解，因此自始至终都谨守“清廉”。虽然他是清朝的中兴名臣，他在世之时曾是汉人在清廷地位最高、权力最重的人，但他在职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座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清廉之名，可谓货真价实。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不贪财，而且处处都“俭”。虽位居高官，权倾一时，但生活却始终很简朴。他出门轻车简从，在京城和长沙，曾国藩的家门外从不挂“相府”“侯府”的牌匾。
事实上，曾国藩做得很好。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一句堪称清朝中后期官场的真实写照。中国进入封建王朝的末期，官场越来越黑暗，朝廷昏聩、官员腐败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然而，在这种丑恶的环境中，曾国藩却能够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殊为不易。
由于为官清廉，曾国藩甚至很少回乡。他中进士后任职京官七年，从未回过家乡。关于不能归省，曾国藩认为有“三难”：现在京寓欠账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账，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一难也；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二难也；我一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三难也。
当时，曾国藩已经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不久之后又升为礼部侍郎。这已经是很大的官员了。然而，他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清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就做官来说，曾国藩首先就主张要在“廉”字上下工夫，他曾说：“清字改廉，俭以养廉，以做官发财而可耻。”这里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
（1）以做官发财而可耻
一个廉洁的政府官员与贪财、好色、沽名、损公肥私是无缘的。对那些利用权力妄取他人钱财的官员，曾国藩是痛心疾首的，他在家书中说：“予自三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而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2）爱惜物力，用度宜俭，俭以养廉
曾国藩认为为官者不仅自身要廉洁奉公，而且对国家钱物应用度宜俭，做到俭以养廉。同治三年，曾氏家人准备修建祠堂，大搞歌功颂德，他写信给其弟曾国潢要求不修祠堂：“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
为官清廉节俭，曾国藩至死不忘。临终前，他曾留下遗嘱：“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曾国藩一生廉洁，生活俭朴，除了让世人知晓其品格高尚，更是为他赢得了好名声，赢得了皇上的信任和提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