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时代，中国不断地树立典型，树立模范，充分地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当这些典型被上升到自我价值的典范高度，人们就自觉地将“向典型靠拢”当成自己的目标。
共产党在树典型上，非常有经验。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就把“树英雄”当作推行政策的方式。但那时，由于共产党还没有成为执政党，这一时期的典型多以团体的面貌出现，且树典型本身也没有成为共产党的制度。很多时候，党只是在总结工作经验的时候，号召人们向工作成绩突出的个人或村子学习罢了，而很少把这些典型人物当作“自我价值的典范”或“伦理道德的标志”，也没有借这些典型人物对全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教育。
直到中国共产党执掌了全国政权，树英雄、立模范才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雷锋、王进喜 频繁地出现在电影、书籍、宣传画上，他们的事迹还被写入了学生的课本。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当时的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教育并非只面向学生，而是面向全中国。
中国人常说“乱世出英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红色偶像的涌现出现一个高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铺天盖地，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为国献身的人是最受推崇的，是毫无疑问的英雄。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就派出专门的新闻大队和志愿军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八一电影制片厂则拿出了《钢铁运输线》、《救死扶伤的英雄们》等反映志愿军战士英勇形象的电影。中国的宣传网络全速运转着，反复向人们传递着一个信息，“志愿军战士就是最可爱的人”。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则出现雷锋这样典型而全面的红色偶像，树立红色偶像的运动再次达到高潮。
有人说，红色偶像在今天已经过时了。但这些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红色偶像以及为他们感染、震撼的那代年轻人，都已经一同构成了20世纪5、60年代历史的一部分。任何与历史融为一体的人，都不会真正过时，因为人总要不断地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总要借助回顾历史来找寻自己的位置。那些红色偶像树立起的“为国献身”、“默默奉献”的英雄精神已经沉淀成中国人的道德标尺，它和影响了中国人数千年的儒家道德伦理融合在一起，死死扎在中国人的观念之中。时间可以改变“为国献身”的方式和“默默奉献”的内容，但沉淀在中国人记忆深处的道德观念是难以改变的。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民族的新生，注视这些红色偶像即可以看到新中国的精神、气魄、风骨。这些红色偶像凝聚着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好人格，他们被推上台前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叙述自我人格理想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