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付印前，刘文典曾写了一封信，请胡适为他作一篇序，并向胡适提出具体要求，要求他用文言文来写，而不要用白话文。众所周知，胡适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决不用古文来写作的，这时刘文典却明知故犯，要他用古文来为他作序，这不是在给他出难题吗？
胡适接到刘文典来信时正在病假之中，为了不耽误友人出书，很快破例为刘写了一篇文言文的序。但他仍在文章中使用标点符号，而且还分了段落，这样胡适既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同时也为刘文典而做了一些迁就。因此，他的序言与刘文典的自序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趣的是，胡适的序文公诸于世后，引起了一个小小的风波：人们都说胡适主张复古了。
胡适对刘文典关怀备至，在平时交往中常向他介绍自己的治学方法和经验，这是情理中的事。当然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也是有的。有一次，就在刘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后，刘向胡说，他还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是不肯拿出来的。胡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可能在言行上有所流露，而又被一些好事者以讹传讹地传到了刘的耳里，于是引起了一场误会。刘对此甚感不安，因而写一封信向胡适解释，“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深受你的益处，近来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又说：“你的性情素来是不存芥蒂的，都总可以原谅的罢？弟本想到你家里当面说开，又恐怕你或者不见我，所以才写这封信。你如果认为是不成东西，那就无法了。如果可以释然，务乞复弟一信，免得弟心里十分的难受啊。”胡适收到刘的来信，看过以后也感到不安，当即委托夫人江冬秀去看刘文典夫妇，当面向他们解释信中所谈之事全无根据。不料，江冬秀此行未遇而归。后来胡适特意写了一封信向刘作了解释。胡适说：“你说我怪你的事，当是传闻的瞎说，或者是你神经过敏，有所误会。我确实有点怪你，但从来不曾对一个人说过。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过你，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持，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我在这种介绍上，只图救人之急，成人之名，丝毫不想及自身，并且还赔工夫写信作序，究竟所为何来？为的是要替国家开一条生路，如是而已。”从这封信里，可看出胡刘之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建筑在为发展我国学术事业的基础上的，具体说来就是在“整理国故”的这面旗帜下共同奋斗。
1926年7月胡适因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议”而离开北京，次年5月返国回到上海，受聘为中国公学校长；而刘文典在胡适出国以后不久也离开北京，1927年9月应邀到安徽去筹建安徽大学。这期间，他也常写信到上海向胡适请教办学经验，并要胡介绍一些学者到安大任教。他在一封信里说：“我很想你能给我一些方略。你的意见，我一定照办，能介绍几位学者来更好”，又说：“你素来反对选体文，独独不反对我的古文，这一点已经很令我高兴了。”从这封信中，可看出他们虽已不在一个学校，但音讯频传，友谊仍十分亲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