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这诸多称号哪一个才算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中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着超过了数十种。而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苦闷、挣扎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着作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着性的东西，留给读者作一个比较。
梁漱溟的一生，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中国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而且他也有过几件差不多能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东西文化论争、乡村建设运动、调和国共矛盾、跟毛泽东吵架、反对批孔，任何一件都可使他成为名人。梁漱溟一向外表严肃，在公共场合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十足的宋明理学家风度。他一生讲儒家哲学，总是为至圣先师孔子辩护，因而西方人送他一顶“最后的儒家”的高帽子，但他却不承认。他说他虽讲儒学，但终生吃素，属佛家一途。他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也许天生就不该是个俗人，梁漱溟从小就与众不同。中学时代，他便常以伟人自居，“傲视群小。”据说当初在顺天中学时，他就目中无人，目空一切，唯一佩服的是一个同学，叫郭晓峰，最后因崇拜之极，干脆尊之为师。平时与郭闲话，梁均作记录，最后辑录成册，题为《郭师语录》。同学讥之为“梁贤人、郭圣人”。1911年梁中学毕业后，曾加入同盟会，做革命党，后又接受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并热情宣传。但现实的黑暗使他百思不得其解，苦闷异常，曾决绝自杀（未遂）。在他自杀得救的一刹那间，他突然觉得社会主义还不中用，于是一转身而投入佛家怀抱。从20岁开始，他就研习佛典，归心佛法，吃素准备当和尚了。
1916年，梁漱溟开始崭露头角，写了《穷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上。文中以西洋近世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遭当时许多人激赏。蔡元培请他到北大去讲印度哲学。1917年下学期，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登上了北大的讲堂，年龄只有24岁，比当时许多学生还小。当时他曾向蔡元培和陈独秀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先讲佛学，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后又开了唯识哲学课，并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示，征求研究东方文化的合作者，开“孔子哲学研究会”，与当时宣传西方文化（欧化）者公开对垒。正当梁漱溟在佛学领域大显身手时，1918年1月8日，乃父梁济却突然去向阎罗王爷报到，自沉于积水潭净业湖。这件事更彻底改变了梁漱溟的人生观。
梁济自沉是当年有影响的大事件，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后来的王国维自杀，尽管梁济远不如王国维名气大。梁济自沉前也留下了令人沉思的遗书，其中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梁济的“以身殉道的信念和决心”，在当时新旧两派人物中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都对他为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示敬意。梁漱溟受到的冲击也很大，其父“对于世道责任为主义”的意念激发了他少年时即心忧天下的宿根。实际上梁漱溟尽管心在佛学，但一直并未完全出世，如他1918年出游湘鄂遇兵祸后写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则完全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外王”之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