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梁漱溟由佛转儒。1920年秋，他开始“归宗儒家”，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式发扬儒家思想。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引起文化界的大论战，此书几年内连续再版，被翻译成20余国文字，梁漱溟也日渐成名。再往后，他又在北大讲《孔学绎旨》，一心一意发挥孔学。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教职，经过短期的办学经历后，开始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把他的文化学术思想付诸实践，其间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等重要着作，既是讲政治也是讲文化。此后无论在政坛颠簸，还是闭户思索，梁漱溟的思想变化并不太大。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文化要义》、80年代的《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历史空间再也没有给梁漱溟“知行合一”的机会。
梁漱溟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是中国现代最有个性的学者之一，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4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曾说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却讲了哲学；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却讲了孔家哲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而从事于乡村工作。在他身上，这样的矛盾还有很多，如自称佛家，却大半过着儒家的生活；身为学人，却是国共两个时代政权的座上客，但往往又是不受欢迎的座上客。
梁漱溟向来为人孤傲，不识时务，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建国后仍本性不改，因而便有了在国务会议上顶撞毛泽东的事情发生。再到后来“四凶”横行，要“批林批孔”，慕名找上门来，希望他老先生披挂上阵做一枪手。你听他说啥？批林可以，批孔不行。于是人家硬要他讲，他便讲《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评价孔子？》，批评少赞扬多，气得人家干瞪眼。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不仅因为他首先站出来为孔子学说进行辩护，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文化思想体系，而且还在于他笃言笃行，行其所信，至死不变。他一生特立独行，不随流俗，既使面临险境亦不易其操，这是真儒的品格。此举两例以资证明。
一是关于他的思想。梁漱溟从不掩饰他想些什么，他说的，他写的，也就是他想的，而不管别人怎么看。1941年圣诞节，日本袭击香港，滞留香港的梁漱溟装成渔夫，九死一生地脱离虎口，在安全抵达广西后，他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